务实的雍正

雍正是个十分务实的皇帝，诸事都讲从实际出发，把事情办好。不然，他不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革除康熙末年出现的种种弊端。

雍正元年的二月，河南巡抚石文焯向雍正奏报，河南一些地方不懂得灌溉，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的年景就多收些粮食，干旱的时候则歉收。为了启发人们秽溉，他在一个地方租了几亩地，掘井汲水，按时浇灌，收成高出数倍。取得了经验之后，便向百姓推广，使百姓大为受益。雍正皇帝对如此勤勉的官员自然赏识，但仍没有忘记提醒他更加努力做事，在奏折上晓谕：“凡事当务实心。”还说，对下属不能不了解他的好坏，如果对恶者不惩罚，对善者不鼓励，为官不知道用力做事，那就对不起老百姓。

雍正初年，广东一带盗贼出没，民不得安宁。时任两广总督的杨琳担心坏了自己的政声，对盗贼的事遮遮掩掩，拒不实报。雍正皇帝不高兴了，批评杨琳处世“练达”，也就是积于滑头，并告诫他，必须在三年之内整治地方的风气，刹住盗贼的气焰，若“不为朕在地方上尽心料理，断不饶他。”杨琳诚惶诚恐，赶紧写了奏折，表明自己一定把皇帝交代的事情办好。雍正看了奏折，便批了一大段话，再次谈到了他所倡导的思想：“务实”。他写到，“凡事只在务实，实心实行，不在口中言语文字上。”接着又提醒他，如果真正而不是虚假地痛改前非，谨慎做事，地方的事情就会做好了。

因为他务实，对某些官吏不务实的行为就不留情面了。清朝年间征收税赋，有的以征收银两的形式出现。从民间征收的碎银要铸成整银，便会有些损失，称为“火耗”。这损失的部分由缴税的人负担。有些官吏为了从中牟利，故意夸大火耗的数量，就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康熙年间，在云贵的一些地方，除了缴必要的火耗之外，还要多缴一部分银两，供官吏享用，美其名曰“公件”，无疑是取“公家”使用之意。这种侵吞民脂民膏的行为引起了朝廷的不满，督促当地官员刹一刹这股歪风。雍正元年，革职留任的云贵总督高其倬向皇帝奏报整治“公件”的情况，他在奏折中称，整治工作做得不错，已经大见成效，并阐述其中的原因说，当地的官员“谨慎遵守者固多，阳奉阴违者少有”。实际情况远非这样，明察秋毫的雍正皇帝对其说谎大为不悦，在“固多”的旁边批了“少有”二字，而在“少有”的旁边批了“颇多”二字，其心情和思虑可以想见。同时还在字里行间严肃地批道：整治贪官是地方的要事，地方的领导不应该做好好先生，前怕狼后怕虎，做事总考虑着有人会怨恨。如果官吏不清，不好的官存在一日，则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生活一日。所以，必须秉公竭力整饬。似乎他的不满情绪已经积满胸膛，不吐不快。在奏折后边，又批了三百余字，其中再次谈及“务实”的话题：“如果督抚实心任事，为国计民生悉心筹划”，事情就会做好。如果只知道洁身自好，不拿出真本事来做事，一旦另差他人到云贵，做出有益国计民生的成绩来，“尔等何颜见朕？”

雍正倡导“务实”，还体现在他对工作的具体指导上，讲从实际出发，更讲工作的收效。我国从宋代起，开始在民间办社仓，也就是村里的人自愿捐出一部分粮食，存在一起，以备灾荒之年食用。雍正皇帝也提倡这样做，便给地方的官员下旨办社仓。他的原意是引导农民自愿地储粮于民，救急于民。可是，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思，就大张旗鼓、从上到下地发动官员和富裕人家捐粮，有的高达三千石。那些官员自以为办成了必使龙颜大悦的事情，就把工作情况上报，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大串捐粮的官员。雍正皇帝明白这是下属讨好自己，根本没有推广的意义，于是就泼了冷水，直截了当地指出，“尔等捐助又不是朕意了，总之尔等不必如此揣摩迎合朕。”草草写下一段话之后，雍正的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接着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了许多心里话，开头即讲：“社仓一事，甚为美政，但可行之于私，不可行之于公；可起之于丰年，不可做于歉岁。”捐粮要自愿，随着民意，如果有谁借此强行勒索，扰民生事，必须严加处分。这回，“务实”的思想又闪现出来，谆谆告诫，“你们督抚、司道着实费番心，出些力，实心任事，方能行通。不然，徒有害而无益也。”其心可见，其意也颇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