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并非完满，还有不足

尽管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并非一切完满，实际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在落实“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价方法上，有时还不够。例如，在评价中共党史人物时，为尊者贤者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肯定“问题人物”的长处时，则常有一种琵琶遮面之态。在评价晚清、民国史人物时，“有坏说坏”容易做到，“有好说好”则顾虑较多。例如，对于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英雄宣传得不够。在正面战场上，有100多位将军战死，其中有的甚至是与敌人肉搏而死的，但人们所熟知的却只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为数不多的几位。

二是在翻案问题上存在着“不当翻案”或“翻案过头”的情况。例如，有的文章将民初一度形成的自由之风归功于袁世凯，并否定袁作为巨奸大恶之基本面貌的定案。关于林彪叛逃问题，有人提出了站不住脚的“林彪是被挟持出逃”和“出逃欲返遭拒”的观点。再如，一说周作人的文章写得不错，有人便淡化他的汉奸罪，连他身穿“皇军”军装慰问日伪军的丑行也被有意回避。

三是有的学者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好恶去理解甚至剪裁史实。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起初除了张闻天力主“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外，不少领导人是主张杀蒋的，后来才统一到和平解决的认识上。但对于主张杀蒋的情况，有些文章却不愿提及，好像一提就会使有关领导人的伟大形象打折。似乎我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全体一致决议放蒋，而没有出现过思想波澜。其实，像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宿敌，一旦被抓，受害者怎能不欲诛之以平心中积愤呢？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党还是出于民族大义，主张和平解决。试想，如果是捉住了蒋介石而没有想到过要杀他，那倒真是一桩怪事了。

四是一些已经搞清楚了真相的历史情节仍被讹传。例如，林彪发布的“第一个号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政变预演，但几年前专家已经根据档案考明，发布这个“号令”并非政变预演，而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过分反应”。虽然许多史书已采用了这个符合史实的说法，但仍有不少史书沿用旧说。

六、余话

历史早已消失在辽远深邃的时空中，但我们仍在花费笔墨谈论历史。之所以如此，其真正意义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我们对于历史的任何看法，其实对于历史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但对于我们自身却具有重大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并不能改变历史本身，却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正确地评价和对待历史人物，说到底，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负责。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应是我们对待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