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红军来到吴起镇，老百姓是不是很兴奋？
刘煜：不是。并不是现在舞台上、电影上看到的那样：群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红军到陕北。那天下午，当地老百姓看到，沿着头道川的崎岖河谷，来了不少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军队，有人曾问他们是啥人，回答说我们是“方军”，南方人将“红”念“方”。陕北人只知道有红军、白军，不知道“方军”是什么人，还以为是被称为“奉军”的东北军来了，所以人们几乎都跑到附近的山上躲了起来，只留下老弱病残者在家里。后来了解到是“朱毛”红军到了，这才知道是个误会，原来是自己人来了。
记者：听说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就给当地老百姓留下很好的印象。是这样吗？
刘煜：正是由于中央红军有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家。在场院里埋锅造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和刘志丹的队伍经过时一样不扰民。吴起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感人故事。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宪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两块银圆。徐特立同志在吴起后街查看地形时，看到一位老太太和孙女过洛河时落入水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跳入河中救出祖孙二人。徐老的故事至今还在百姓中流传。
记者：中央红军对吴起镇是什么印象呢？
刘煜：应该说，刚到达时还有些失望。既没有鲜花、红旗，也没有欢迎的人群。看到镇上只有11户人家，窑洞不多，没见到几个人。但是，当发现一孔窑洞门口挂着的一块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后，大家高兴极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涌上心头。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大家太想有一个“家”了。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到了西北根据地，终于有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这是毛主席发自内心的感叹。中央红军终于又有了一个新家。
记者：有了这个落脚的地方，应该休整一下。但中央红军只是稍事休整就打了一场被喻为“切尾巴”的战斗。当时为什么叫“切尾巴”？
刘煜：中央红军其实不想打这一仗，因为太疲劳了。但敌人四个骑兵团紧追不放。毛主席和彭德怀等在抵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切掉这条尾巴。毛主席分析说：我们到了根据地，叫花子打狗——已有墙可靠。我们决不能把敌人引进根据地。我们虽然很疲劳，但敌人也疲劳。利用吴起多山的地形，打它个胜仗，作为送给陕北人民的一个见面礼。10月21日清晨，毛主席登上吴起镇西面的平台山，在一棵梨树下设立了指挥所。上午8点左右，埋伏着的红军向后边追来的敌人骑兵团猛烈开火。在红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敌骑兵人仰马翻，乱成了一锅粥，后边的一看不妙，拨转马头四散逃命，有的腿还挂在马鞍的脚镫里硬被拖死了。“切尾巴”战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胜仗。歼灭了一个团，击溃3个团，共歼敌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战斗结束后，毛主席给彭德怀写了一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了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记者：中央红军在吴起镇进行了哪些重要活动，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影响都很深远。
第一，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确定目前行动方针，提出今后战略任务。第二，打了“切尾巴”战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第三，毛主席在吴起镇新窑院接见了赤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了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关押在瓦窑堡，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便考虑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了陕北危机。
可以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长征落脚吴起镇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是标志着中央红军伟大战略转移的胜利结束；二是标志着中共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开始。因此，吴起这个原来并不起眼的小地方，由于成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红军从求生存走上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永载史册。资料由huangwj提供
长征确定落脚陕北新证
中央红军何时何地、因何原因，将陕北确定为长征落脚点，党史界已有不少讨论。关于前者，即中央红军何时何地确定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因有1935年10月22日毛主席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似乎争议不大。该记录明确指出：“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毛主席年谱》上卷）然而关于后者，即中央红军因何原因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将陕北确定为长征落脚点，由于缺乏原始资料和记载，相对来说争论就比较多。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1935年9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当地邮政代办所取了很多国民党的报纸”（其实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并通过报纸上的消息知道陕甘有较大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情况，于是这些报纸消息便成为中央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原因。不仅如此，这种观点还根据中央红军获取报纸信息的地点是在哈达铺，而不是在榜罗镇，从而进一步推论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地点也应该是在哈达铺，而不是在榜罗镇。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哈达铺，从报纸上获悉了陕甘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情况后，当时的确有中央领导人产生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到川陕甘或陕西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譬如张闻天、博古同志在看过相关报纸后，先后撰文提出结合陕甘地区原有的红军、游击队，进行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但是，必须指出：其一，张闻天、博古在文章中提出改变俄界会议决定、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还仅仅只是一种个人的考量言说，不是或者不能看做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其二，张闻天和博古提出创建川陕甘或陕西新苏区的战略设想，同其后榜罗镇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的落脚陕北的决定，在实质和内容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如果仅凭张闻天、博古的上述文章，就轻易断言“国民党的报纸”消息是中央在哈达铺决策长征落脚陕北的原因，或中央决策长征落脚陕北是在哈达铺而不是榜罗镇，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如果说哈达铺的报纸消息不是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主要依据，那么中央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的主要依据又是什么呢？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央红军确定落脚陕北的问题上，有一个事实曾被很多人忽略，这就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与中央在甘肃东南部一带的联络。由于这个联络的确切情况，至今还不是很明晰，所以就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但根据有关情况可以推定，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络。因为据当时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回忆，1935年8月中下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甘东北泾川一带，为了迎接中央北上，他们曾在泾川、崇信之间的公路附近，“与敌人周转十七天之久，天天派人打听，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于是“便按照原定的计划去陕北”（《徐海东自传》）。从徐海东同志的回忆可以推知：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的确曾经与中央联络过，不过由于红二十五军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因此只得先期去了陕北。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是否派了人留下，继续与中央进行联络呢？徐海东同志的回忆没有明确提出。而据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的记叙，程子华、徐海东同志在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甘东北泾川一带时，是曾“留下联络员迎候中央”的。问题只是联络人员后来是否迎候到中央？这一点姜克夫先生也没有进一步交代。于是，这便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否还有材料证实，红二十五军确实留下了联络人员？其二，如果留下联络人员，那联络人员是否迎候到了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