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落脚，但在两军会师前后，发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高地瘠，贫穷落后，给养困难，又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而北边的陕甘地区，地域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为丰富，汉族居民也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比较适合建立根据地。
根据对当时形势和所处地理环境的比较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落脚。
６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朱德、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但张国焘、陈昌浩于次日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方针，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面对两种战略方针的严重分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不断致电张国焘等人交换意见。由于经多次电报往返说明仍不能统一认识，中央提出，若抛弃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改向别处发展，这关系全局，要认真讨论，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中央，以便商决一切。
为了弥合意见分歧，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６月２６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军委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他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论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指出：一是川陕甘地域宽大，好机动，而松、理、茂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敌人易封锁，我不易反攻；二是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一、四方面军要扩大红军，必须在人口多的地方才好，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有２０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城，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是松、理、茂一带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甚至粮食还不能自给，草原牛羊也有限，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基于这种分析，他得出结论说：松、理、茂这一地区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因此，红军应该北上去“川陕甘”。他还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表示同意中央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此后，彭德怀、林彪、博古、毛主席、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人先后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通过了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肃南部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阳奉阴违，两河口会议为执行北上方针而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两度未能实现。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川西北大草地北上，并决定将红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
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两个方面军的历史任务，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新苏区的必要条件。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他回去不久，在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又提出经阿坝西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为了解决新的分歧，８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提出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报告，强调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走；新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与陕西交界地区。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此后，红军踏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征程。
俄界会议确定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落脚
红军经过草原北上，出乎敌人的预料。他们发现后，便在红军必经之地——包座地区实施堵截。敌我双方在包座打了一仗，结果我军取得了胜利，打开了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北上的通路已经打开，有利的形势出现在面前。但是，张国焘继续他的南下主张，并强令陈昌浩、徐向前率部按原北上路线南下。
见此情况，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只好率红一、三军（即原红一、三军团，于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１日改名）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由于张国焘闹分裂，坚持北上的只留下不足８０００人，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为了解决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讨论红军到达甘肃以后的战略方针，９月１２日，中央在甘肃省俄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毛主席的报告提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到甘东北或陕北，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榜罗镇会议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俄界会议后，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先头部队于９月１８日抵达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于２０日抵达。
在中央机关到哈达铺的前一天，毛主席收到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一张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这年７月份的《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部“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到达哈达铺后，又收到了红军侦察连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获得的许多报纸，其中包括当年七八月份的《大公报》，报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对于这个消息，时任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在他的回忆材料《确定长征最后落脚点目击记》中写道：“这个消息给历经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
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研究了报纸提供的消息，一致认为要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到陕北去，与那里的红军会合。
于是，２２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在分析形势后，初步决定改变原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到陕北去开创根据地。为了保证红军顺利进军陕北，会议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３个纵队，全支队约７０００余人。会议还根据蒋介石在渭河沿线布防的新部署，制定了声东击西、佯攻天水、诱敌东下、北渡渭河的作战方针。
当天下午，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关于形势和红军改编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