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

《上海黑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叙述的是近代上海滩黑社会集团的发迹史，作者苏智良专攻上海近代史、黑社会史等，凭其对黑帮历史的熟稔，深刻揭示了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传奇一生及其恩怨情仇，全方位展示了混世魔头应桂馨、为虎作伥常玉清、日伪鹰犬吴四宝等的面目真相。本版内容选自该书。

上海即将解放时，中共中央对上海黑帮是有所担忧的。毛泽东曾问来西柏坡请示工作的潘汉年，上海滩的黑社会是否还会再搞个四一二政变？潘汉年分析应该不会。此后，主管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也问过潘汉年，青红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潘回答，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不会闹事。潘汉年分析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情况，认为这些人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们和他们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他们表示要服从人民政府领导，没有破坏。黄金荣现在不问外事，我们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刘少奇要潘汉年转告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杜宣代表军管会宣布政府的政策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解放后鸦片不能抽了，但黄金荣在家里鸦片还是抽的；派出所警察只不过对黄金荣说，抽的时候窗门关关好。为黄金荣带来巨大声誉的大世界，他也交给弟子们去管了。这个时候的黄金荣，似乎与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中的上海无关，照常过着他那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皮包水”“水包皮”的生活。上午，与程锡文、丁永昌等亲信、丁老大（流氓女大亨）一起，到云南路的三和楼喝茶聊天，下午再去逍遥池“孵混堂”。

但时代已经不同了。黄金荣的“过房儿子”兼爱徒陶雪生，是上海漕河泾人，曾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抗战时曾被汪伪抓捕，释放后投敌，担任汪伪漕河泾自卫团团长，为虎作伥，贩毒牟利，战后因汉奸罪被判处徒刑。此后继续充当反共打手，1948年，曾参与策划逮捕许荣夫和王孝和等事件。尤其是因破获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长、共产党员王孝和一案有功，被国民党当局提升为警察局特工组长，后又升任侦查股长。解放后，陶雪生奉命潜伏下来，与人民政权对抗。经群众检举揭发后，陶被逮捕，经审判犯罪事实确认，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1950年10月，陶被押至其老家漕河泾就是黄家花园旁处死。

在狠狠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的人员进行登记，1951年，上海登记人数达26800人，数以百计的帮会头子被监督劳动。鉴于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仍在从事破坏活动，这势必牵涉到黄金荣本身。对此，政府内部也有些干部仍主张将黄金荣法办。他们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就无法制服他的数以千计的门徒，也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上海。也有些干部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潘汉年在市府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上海市政府和军管会对于黄金荣作了专门的研究，概括而言，黄金荣的罪恶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四一二事变时组织“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屠杀爱国志士；第二、勾结法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第三、非法以“吃讲茶”的方式敲诈勒索；第四、组织荣社等纵容门徒，为非作歹；第五、欺压周信芳等民间艺人。

对他的基本政策有三条，第一，黄金荣过去有罪恶，是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第二，但黄金荣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且已衰老；第三，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取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取宽大政策。经过商议，决定派人向黄讲明政策，即：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潘汉年亲自指派杜宣作为军管会的代表，负责向黄金荣本人进行训话。

著名作家杜宣后来回忆，那是1949年的夏天，天气很热，他带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乘坐两辆吉普，直奔黄金荣的家。黄金荣连忙出来迎接，看到荷腔实弹的解放军，心里不免有些恐惧，甚至感到不妙。杜宣等来到大厅，宣布了政府的政策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黄金荣见政府并没有逮捕他的意思，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便马上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杀人绑票都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惑军的宽大。因为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黄金荣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门徒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接着，黄金荣从怀里摸出蒋介石1927年黄60大寿时赠给他那块金怀表，交给杜宣，说上缴政府处理。这只金表，配着一根金链，金光夺目。黄金荣打开金表，指着底盖上的一行字，“金荣夫子大人惠存 弟子蒋中正敬赠”让杜宣细看。黄金荣说：“长官，这是我的罪证。人民公敌蒋介石拜我为师的时候送的。现在交给贵军。”杜宣收下金表，开始对黄金荣进行训话。他代表上海市军管会，要求黄金荣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管教，不许乱说乱动；要求黄金荣必须对所有门徒严加管束，不得进行破坏活动。黄金荣表示决不包庇干坏事的门徒，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接着杜宣说，政府还是同意他正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的。最后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做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立即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黄金荣那个手下接着替黄金荣向杜宣汇报。他说，黄金荣还有几十个门人，打算把黄金荣的一个戏院、两个澡堂、三条弄堂的收入，用来实行“供给制”──他们黑帮也要像解放军一样，实行 “供给制”，每个门生每月两担半米。杜宣一听，十分恼火，流氓集团怎么可以与解放军相提并论？黑帮怎么可以不伦不类也实行“供给制”？他当场对那人进行了训斥。杜宣继续告诫黄金荣：“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抗人民政府的事，那就要从严法办了。”这时，黄金荣连忙频频鞠躬道：“保证不再做坏事……”他非常感谢政府对他网开一面，不予逮捕，并保证不在上海闹事。

一前一后的两份“悔过书”

到1951年，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寄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坚决要求镇压黑帮头子黄金荣。市政府研究后决定以副市长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市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黄金荣宣布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进一步低头认罪。

召见的地点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内。当时的市政协设在和平饭店，也就是原沙逊大厦内。盛丕华过去曾任四明银行经理，创办过红棉酒家，解放前就与黄金荣熟稔，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席。这样可以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惊慌而无法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