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求同，还是重在存异

到印度后，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印度妇女穿的莎丽等民族服装，没有一套是同样款式，在同一家商店也买不到一模一样的。印度女性这种突出个性的心理，不能不令思考中印文化之间的差异。

印度26个邦的人分别说着自己邦的官方语言，而被定为国语的印地语，却只有约30%的人能说。问一位印度朋友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是否有兴趣学汉语。她说，她只能将来学，因为她现在学习语言的任务太重了，她必须学中央政府规定要学的英语和印地语，还要学邦政府规定要学的马拉地语。在印度，货币上印有15种语言，学校里光教学的就达80种语言，10亿印度人使用1650多种语言。想一想，全世界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印度居然占了四分之一多！

只要稍微留心，你会发现印度文化重视存异的现象比比皆是。各种肤色的人比肩接踵，既有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也有黄皮肤的蒙古人种，既有褐黑皮肤的尼格利陀人种，也有浅褐色皮肤的高加索人种……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人种博物馆；印度除了主要种姓，即所谓大姓之外，还有亚种姓4000多！印度第一次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到第十一次大选时参加角逐的政党竟多达443个；印度到处寺庙林立，教堂比邻，教徒们各信各的教，各拜各的神。印度文化重视存异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显示出印度文化注重个性，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强调共性，这种强调导致中国人认同集体利益优先，国家利益至上。

国家观念至上，还是非机家观念至上

到孟买后不久，我先后参观了麦索尔王宫和马拉塔王宫遗址，了解到即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还有大小不等的土邦约700个。麦索尔王国和马拉塔王国就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土邦，我由此领悟到了中印传统文化在国家观念问题上存在很大区别的根本原因。

印度人，特别是独立前的印度人，几乎没有国家观念。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一个政治实体，因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印度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这块古老的土地，虽然生长、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印度文明，但是在政治上却始终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在5000年的文明史上，只有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王朝3次大统一的时期，且只是统一了部分印度。统一的时期加起来只有689年，即使把英国殖民统治的190年加起来也只有879年。千百年来，印度民众几乎没有国家观念，只知道效忠于其所属的王国、种族、种姓或村落。印度前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保卫印度》一书中说：从文明上讲，印度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但是“在国家和政治上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与中国相比，“印度始终就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则从未离开过国家”。

因此，在印度历史上，社会精英人物大多更为关注自身如何尽早“解脱”人生苦海，进入无忧无烦的彼岸极乐世界，而不是像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人物那样，从小就被教育要为国家建功立业。在国家观念的影响下，追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报国志士层出不穷，而颂扬这种行为的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比比皆是。而印度历史上很少有类似于岳飞那样忠君爱国的著名人物。

同质性文化为主，还是多样性文化为主

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相对要小，这使中国文化更显一脉相传的传承性，更显独领风骚的同质性，这种传承性、同质性是指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代代相传，没有中断。古印度文明流传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缺失、整合、再生的过程，不像中华文明始终保持自古以来的主体本色。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明显的传承性使中华文化的线条更清晰，更明显，或者说更简约。古印度文明不断遭受外来文明的侵蚀，迫使印度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明，不断整合自身内涵，因而使印度文化看起来更具多样性。

同中国文化相比，外来文化给印度留下了更深刻、更全面的影响。当然，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也留下了明显的影响，佛庙、教堂和清真寺，就表现了外国宗教的影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主要是中国人自己将它们介绍到中国并使之中国化。印度则不一样，外来的雅利安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英国文化，都是伴随着血与火才在印度扎下根，并融入到印度本土文化之中。因此，外来文化对印度文化留下的烙印相对于对中国文化来说，要明显和深刻得多。这一点是由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各自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这种特殊性特在什么地方呢？特就特在中国几千年来始终由中华民族自己统治着自己，这就决定了主流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即使是在元朝和清朝，那也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少数民族在统治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主流文化始终是强势文化。而印度主流文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被征服者的文化，数千年来，印度多次遭受印度大地之外的异族的侵略，长期处在外来势力的统治之下，其主流文化不断为外来文化所影响、改造，甚至所取代。例如，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雅利安人一手拿着战斧，一手拿着宗教经典《吠陀》，开始从西北大规模移入，他们击败了曾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达罗毗荼人，标志着印度古老的土著文化从此失去了主流地位。外来的雅利安文明即吠陀文明在印度生根以后，并未能阻止其他外族及其文化的入侵，波斯人、希腊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等又相继入侵印度西北部，并建立了各自的政权。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初年创立伊斯兰教后不久，就在圣战的旗帜下远征印度次大陆。从公元12世纪开始，统治印度的各王朝都是外族建立的，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尽管相对落后的穆斯林入侵者吸收了印度文明并逐渐被印度当地文明所同化，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对印度古老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毕竟是伤筋动骨的。例如，12世纪后，在印度曾赢得国教地位的佛教，在穆斯林入侵者的残酷镇压下，数百年里竟在印度绝迹。我曾先后参观多个印度古庙宇，其中不少都留下了当年穆斯林入侵时大肆破坏的痕迹。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印度传统文化的大缸里，又多了一些“殖民文化”的成分。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外族入侵，也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因而，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撞击相对来说就要小得多。

享乐为福，还是吃苦为福

2004年7月，在班加罗尔举行的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周年大会上，印度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说：邓小平教育中国人民要发财致富，甘地教育印度人民要吃苦安贫。我当时听了他的这段话，对于认识中印文化的差异有豁然开朗之感。

印度人的传统价值观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则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那么印度却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因而，印度历史上产生了自觉放弃王子地位，行乞数年，出家为僧的佛祖；产生了自动放弃太子高位，当苦行僧数年，任蚂蚁在身上横行的耆那教创始人大雄；产生了终生吃素，只穿自己纺的布，坚决拒绝出任总统及其他一切高位的印度国父甘地。

苦感文化使印度人崇尚生活简单，例如，喝生水，用手抓饭吃，在家打赤脚，出门很少穿袜子，同时，出现了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这一现象，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受传统文化影响，烟酒在印度不流行，印度人几乎从不劝酒，抽烟的人也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从未有人敬烟，许多烟民买一支抽一支。在国人看起来是美味佳肴的东西，印度人基本上不吃。在苦感文化的影响下，即使在现代也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苦行僧中，很多人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妻室儿女。他们当中，既有贫穷百姓，也有地主资本家，甚至有达官显贵。一些人加入乞丐队伍，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故意追求吃苦。一些苦行僧故意放纵皮肉之苦：有的坐在蚂蚁窝旁，任蚂蚁在身上漫游；有的坐在鹅卵石上，任日晒雨淋；有的干脆返朴归真——身着“天衣”，一丝不挂。还有一些苦行僧修炼瑜珈，瑜珈成了苦行的代名词。苦行僧和瑜珈术集中体现了印度人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情怀。许多教徒到大庙拜神，即使相隔数百上千里，有车不坐，故意吃苦，坚持步行，为此有些人要步行数月之久。

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

印度是世界上最富于宗教传统的国家之一，印度教徒约占人口的82％，穆斯林约占12.1％，基督教徒约占 2.3％，锡克教徒约占1.9％，佛教徒占0.8％，耆那教徒约占0.4％，不信教者仅占0.5％。如果加上拜火教徒和巴哈伊教徒以及一些地方信仰，可以说印度几乎是全民信教，宗教对印度人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远弗至，人以宗教分群，物以宗教定性。说印度是一个宗教王国一点也不夸张。由于几千年宗教习俗和文化的渗透，宗教已深入民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而有着8亿多信徒的印度教，以其宣扬轮回转世、精神修炼以及最终得到个人精神解脱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了印度民族的总体内向性和共同的宗教情怀。

很多次，我遇到新的印度朋友，他们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宗教是什么？中国人信仰什么神？上帝？还是佛陀？”当我回答“中国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中国到处都有佛庙”时，他们露出满意的神情。然而，当我回答“我不信神，大多数中国人像我一样不信神”的时候，他们流露出的惊讶之状，好像是遇到了外星人。在他们看来，只有野蛮人不信神，而中国人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怎能不信神呢？

受中国世俗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对在宗教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人的一些行为有时确实难以理解，这种难以理解恰恰是了解中印文化差异的切入之处。一次，一个来印度访问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天，为了赶上航班，他们起得特别早。原打算乘公共汽车到机场，但早晨车少，为了不误点，便改变主意坐出租车。找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后，司机却并不打算立即送他们去。中国朋友声明愿付双倍的车费请司机送他们到机场。他们认为，这样好的生意料想司机不会拒绝，可印度司机的回答却令他们大感意外：“不，先生，我还没做祈祷呢！”

从数千年前开始，人类的先贤大哲智士圣人们，就一直思考着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古印度的思想家，更多地思考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印度的神学特别发达，宗教意识特别浓厚，神也特别多。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则更多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的人学特别发达，人际关系特别复杂，神的影响从来没有超过世俗权力的影响。相比之下，古希腊的圣人们，更多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发达。这些基本的思想源流，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会对有关国家的文化发展的走向和态势产生影响，仍然会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别继续存在，甚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