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院派古典主义绘画中，色彩只是依附于造型而具有意义的。一般是先用素描确定轮廓，然后再在这些轮廓内填上适当的颜色，这其中有着严格的程序。虽然从色相上看颜色之间也有变化，而且某些颜色看去还相当艳丽而谐调，但它们更多的是浓淡上的区别而已，某些画家，如提香、委拉斯贵支、鲁本斯等人，可以画出相当微妙的色彩变化，但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色彩之间的关系的意义。
从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的外在意义看，它表现了画家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是画家对战争和侵略的控诉和对弱者的同情，但对绘画本身而言，它标志着绘画意识和色彩意识的觉醒，是对以往绘画观念的彻底抛弃。这时的德拉克洛瓦特别关心色彩问题，并开始意识到了一种新型的色彩关系，他企图让色彩本身说话。在《希阿岛的屠杀》中他仍采用了以往以暗色打底，以厚涂的明亮色调加强亮部表现力的方法，但是色彩已更加细腻和丰富了。格罗在《拿破仑巡视艾劳战场》中使用的暖色调在这里更被强化为色晕的效果，它使色彩交相辉映，灿烂光彩，但更重要的是对光源色与补色关系的强调。我们看到，光源色照在人体上时呈现一种明亮的暖肉色，但是在暗部红色反光的衬托下，这种暖肉色又变成了一种冷绿色，这使皮肤具有了更细腻真实的质感。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种色彩之间的补色关系是平常的知识，我们甚至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夸张这种关系以获得更强烈的色彩表现效果，但在当时这却是不能忍受的。曾赞美过《但丁之舟》的格罗这次也发火了：“这不是希阿岛的屠杀，这是绘画的屠杀”。
德拉克洛瓦一如既往地继续他在色彩上的探索，他把这看作是反对“形式”的重要手段。但他在另一方面又走向了对“形式”的新开拓，这就是对色彩与光的发现。在德拉克洛瓦画《希阿岛的屠杀》之前，他就对英国同行的发展有所了解，尤其英国画家康斯泰勃尔那些外光下的风景画（与普桑、洛兰那些画室内完成的风景不同）中新鲜、明亮而富有光感的用色给他很大启发。在作品展出前，他立即用他所理解的康斯太勃尔的色彩关系重画了天空。但他对色彩关系的真正理解是他1826年创作的《马里诺·法列罗》时。由于不能解决人物外套的色彩问题，他便驱车去卢浮宫请教鲁本斯的作品。途中，他凭窗外望，突然发现车身在明朗的阳光下呈现出青紫色的投影，而在它衬托下，黄色车身显得异常耀眼。由此，他发现了色彩的互补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德拉克洛瓦随后把这一发现应用到了他的被称为“第二号屠杀”的《萨达纳巴尔之死》一画中。
《萨达纳巴尔之死》，1827年，布上油画，392×496cm，巴黎卢浮宫藏。
《萨达纳巴尔之死》局部
《萨达纳巴尔之死》局部这幅创作于1827年的作品取材于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它描写了阿尔及利亚第一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萨达纳巴尔在叛军包围并攻破皇宫，烧杀抢掠之际，命令其侍从刺杀他的妻妾和动物，烧掉王宫的情景。画面一片混乱，人畜交织，到处是激荡和对比：色彩的对比、黑白的对比、明暗的对比。但这一切又在大床和静躺在上面等死的这位暴君那里得到统一。这幅画中，色彩的华丽和视觉冲击力，在德拉克洛瓦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对比色的应用，画面色彩异常明亮、艳丽，而这种色彩与动荡的构图结合时便给观者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迫——这方面的研究是20世纪表现主义的任务。
《西奥岛的屠杀》局部
《西奥岛的屠杀》局部
《自由引导人民》局部
《自由引导人民》局部
《自由引导人民》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