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崇拜：中国文化的一个短板

萧功秦先生在谈到一次美国之行的感受时说，美国人受到一种更深的文化习惯的无形的支配，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他们的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公务员的行为设防，处处对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是使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变得更为有效，更为清廉。正是基于这种对政府官员的近乎本能的警醒，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无数公民自发组织的存在。如果美国人突然那一天认为官员与政府办事机构可以值得人民无条件地信赖，这种民间组织存在的生命基础，便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这种组织之所以会一直存在下去，这种永不改变的怀疑政府官员的精神，是美国民间社团生命的基石（萧功秦《一个天生喜欢监督公仆的民族》爱思想网2019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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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先生还举例说，在美国，我所访问的压力团体中，印象最深的是华盛顿一个叫In Common Cause的社会组织。它成立于七十年代，这一组织的宗旨是“继承美国的一个古老传统：通过尖锐地批评政客，来达到公民所希望见到的结果。

萧功秦先生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

对照美国的文化习惯，联系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萧功秦先生十分感慨：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承天景运”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中国人把地方官员历来称之为“父母官”，正如人们绝对不会对自己的父母的动机进行怀疑一样，人们也不会去自觉地监督有司。中国人从心理上从来没有把官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怀疑”的。而官员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理应受到公众质疑的。自古以来，中国的民间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对官员行为“永不设防”的政治文化。

正是因为两种文化在秉性上的差异，才导致了中美两个国家在治理方法和治理效果方面的重大差别。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

中国文化中“尊上”的基因，其实在它的胚胎形成时期就已经种下了。而后来的演化过程，只不过是这个胎儿在中国文化的独特母体中孕育、成熟，并不断成长的历史。

比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这一态度是儒家“礼”文化的体现。

再如“长幼有序”， 出自《荀子·君子篇》：“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

“以吏为师” 是秦代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成了秦朝的国家政策。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指“百姓”和“一般官吏”都要向“法官、法吏”学习法律，加强普法教育。“以吏为师”中的“吏”不是指“所有”的官吏，而是“专指”法官、法吏。《商君书·定分》：“吏、民（预）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

从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角度出发，儒家这两位代表人物的思想，以及法家的思想，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为尊者讳以示尊尊，为贤者讳以示贤贤，为亲者讳以示亲亲，这一传统始自孔子，后来被历代王朝的统治者进一步发扬光大，发展到极致后，便是尊者、亲者、贤者，被逐渐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更有甚者，“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发展到了荒唐的地步！

苏轼深受北宋御史的多次构陷

如果说尊尊、亲亲、贤贤，还闪烁着温情和人性的光辉的话，那么，发展到后来，这种温情和人性便逐渐被淡化，甚至变得十分虚伪！发展到极端之后，更被野蛮残酷和非人性、非理性所替代！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悲愤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而“以吏为师”的结果，则势必走向扼杀一切新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颇令人寻味的现象。比如，“牧”的原意是放牧牛羊等六牲。而从汉朝开始，有一级地方官员，就称“牧”。引申开来，官员做官，就如同人类牧放牲畜一样。既然是放牧牲畜，那么，“牧者”既可以让牛羊吃上好的牧草，也可以随时宰杀。

至此，人们看到，由“尊上”到“媚上”，再到“奴化”，中国文化完成了一个离奇的演进路径。

试想，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谈论民主、自由、公平和法治，该是多么奢侈！

一个长期被奴役的民族，如何走向自由之路？不破除对权力的迷信，不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切都将是奢想！

而一个奴性太深的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会是步履蹒跚的。

萧功秦先生认为，中国的制度创新，在参考其他民族的治理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与文化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必须在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基础上展开。例如，传统中国二千年来相对行之有效的垂直监督机制，如监督御史制度。巡按制度，可以部分地借鉴，如果与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监督制度结合起来，或许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的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萧功秦先生的设想，自然非常美好，但我们以中国历史上号称“文明”的宋朝为例，来稍作说明。

从彭劲秀在《北宋时期监察御史对苏轼的群体构陷》和《南宋时期监察御史对辛弃疾的构陷》（见爱思想网）两文中所列举的事实来看，这种“代天巡按”的监察御史制度，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主要原因，还就在于，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为巩固皇权专制服务！其权力架构和设置，还仅限于在皇权统治下的有限的监督权限！至于广大的民众，则远远地被排除在这种制度之外！

中华民族通向自由的路径，还得靠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即用外来文明的清新劲风，荡涤老大中国的腐朽之气！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之下，我们确实需要坚定的“文化自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更需要警惕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它们也许会沉渣泛起，重新发出腐臭的味道，污染我们的文化环境，使我们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多走弯路！

而对于权力放松警惕，这个致命的文化短板，也许会成为千里长堤的那个致命的“蚁穴”！

荀子进一步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