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三狼奇案

在60年代的香港，曾发生过一起轰动的绑架案，三名绑匪均戴着狼头面具做案，也因此这起案件被称为“三狼奇案”。

1959年6月18日晚，香港富商黄锡彬之子黄应求开着车牌为XX787的车与香港夜报编辑钱景麟一起去夜总会夜宵，夜宵后各自道别，自此再也没人见过黄应求。

插播：三狼奇案 @卖艺小青年

黄应求在1915年12月16日出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盟军翻译，失踪前帮助父亲打理生意，父亲黄锡彬是一位石油商人，创办的新英公司是美孚石湖香港总代理。

黄应求虽然喜欢晚上出去玩，但是从不会在外面过夜的，1959年6月19日他的妻子梁翠满看见黄应求还没有回家就跟公公黄锡彬决定到铜锣湾警署报案，随后警方传召最后一个见黄应求的钱景麟到警署问话，但仍然没有结果。

在1959年6月20日凌晨4点，两名探员在西环巡逻时在朝光街海旁招商局码头的大陆船码头找到黄应求的私家车，汽车停在沙堆旁，车内发现大量细沙以及三角玻璃，玻璃上留有一组不是黄应求的右手拇指外的四个手指指纹。

在1959年6月21日，黄锡彬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除了装着一些黄应求的随身个人物品外，还有一只耳朵，经过家人的辨认，最后证实这只耳朵是黄应求的。

当时有法医官专门验过这一只耳朵，判断是从生人切下来的，所以大家都认为黄应求仍旧在生。

除了这些物品外，还有一些落款为“野狼”的勒索信，要求黄家支付50万港币的赎金，否则就撕票。

勒索信要黄锡彬将赎金交到澳门新马路的一个地址，澳门警方到该地点埋伏，但绑匪没有出现。

为帮助破案，警方与1959年6月24日悬红5000通缉绑匪，黄应求的妻子也出了5万元悬红，但黄应求的父亲黄锡彬拒绝交付赎金，自此再无黄应求的消息。

时隔一年半，在1961年2月10日，黄锡彬跟自己的儿子黄应求一样遭人绑架，在当日的早上8点10粉，黄锡彬在渣甸山白建时道18号寓所乘坐汽车AB1816去中环上班，途中被一辆车牌为HK1810的私家车从后高速追上，把黄锡彬的车压向山边，司机谭志坚只能把车停了下来，私家车上3名持械男子分别手持枪、利刃与三角锉，开着黄锡彬的车将他与司机谭志坚劫走，留下HK1810车子仍旧停在那里。

后来警方在接到黄锡彬家属报案，在寻找黄锡彬的车辆去向时，梁翠满接到电话，说在早上9点左右，黄锡彬的侄子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称黄锡彬的车子在政府大球场，让人赶紧去取车。

当警方到达球场时，发现司机谭志坚在车的后备箱中，谭志坚告诉警方这是一起绑架案，与黄应求案如出一辙。

警方大怒，调动港九新界多个区的警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海陆空搜索，但都没能找到黄氏父子。

而另一边，绑匪将黄锡彬带到一个屋子里，将他手脚锁上铁链，安置在一个长7尺，宽4尺，高7尺的木箱内，木箱仅能容身，非常狭小，只有一张椅子，地上有一条毯子和棉被，箱内两侧有一红一白两盏小灯，木箱前有一扇小门，被铁链锁着，之后黄锡斌就开始了为期17天的囚禁生活。

在此过程中，绑匪连唬带安抚的游说下，黄锡彬写信跟家人要赎金，最后黄锡斌同意缴纳100万元，不过黄锡彬与绑匪说了只能先给50万现金，另外50万要变卖一些房产才能结清。

最后黄锡彬的侄子黄应机与黄应禧两人，他们从海外信托银行取了50万港币，用作赎金交给了绑匪，于是1961年2月27日凌晨，黄锡彬被绑匪用车丢放在英皇道，由于黄锡彬被释放的全程中眼睛都蒙着黑布，所以没能提供任何有关绑匪住所以及车辆的线索。

野狼

在绑架案中，野狼总共有三人，带头的李渭1930年在大陆出生，1948年到香港，父亲李启的姐姐嫁给黄锡彬的弟弟黄锡九，因为这层关系，李渭1955年开始在新英公司工作，由于文化不高，月薪只有25元港币，他干了两年后离开，到一娱乐场所打杂，月薪有100多元，但该娱乐场所开张一个月就关闭，李渭因此失业，手头拮据的他打起了黄氏父子的主意。

由于绑架需要交通工具，李渭自己不会开车，就找了自己的朋友马广灿帮忙。

跟李渭一样，出生于1926年的马广灿祖籍也是广东新会的，从19岁开始，就跟着叔父在片场谋生，并跟随一名化妆师学习化妆技术，从最开始给临时演员化妆，到最后给大明星化妆，马广灿的生活其实相当不错。

在知道李渭的请求后，同样不会开车的马广灿推荐了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倪秉坚。

倪秉坚1929年在香港出生，他曾经给戏剧界的人当司机，后来转行做教车师傅。倪秉坚有一台车，不仅用来教车，还用来跑客运，由于马广灿在片场经常工作到深夜才下班，就经常雇倪秉坚的车回家，二人就此结识并相熟。

在知道李渭的想法与计划后，三人一拍即合，于是策划出了这一起历史性的案件。

（从右往左分别是李、倪、马）

破案

此案在此后的一年多都毫无进展，直到蛇仔明的出现。

蛇仔明原名邓伟明，21岁，原也是绑匪之一，但地位没有三狼高，属于跑腿型人物。

邓天福是邓伟明的同乡，同时也是个混混，当时香港正巧发生了多宗银行劫案，因为看见一直一穷二白的邓伟明突然衣着光鲜，怀疑邓伟明与劫案有关于是向他勒索，邓伟明以为他知道有关绑架案的事，只能屈服。

但邓天福贪得无厌，令邓伟明无法容忍，于是在1961年3月18日伙同李渭等人将他灭口。

因为邓伟明本身分得的赃款就最少，又遭邓天福勒索过，邓伟明向其它同伙要求分得更多赃款，但遭到拒绝。

三狼三人觉得留下邓伟明这个人风险很大，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决定要把他灭口。

随后李渭在龙翔道附近追打邓伟明时，被警员发现并制止带回警局，因为邓伟明知道三狼要杀害自己，于是将三狼案全盘托出，并投向警方转做污点证人。

黄锡彬也在警方的带领下，听声认出李渭便是绑匪之一，三狼的真实身份就这样被警方知晓，随后三狼的倪秉坚在父母家中被警方逮捕，在李渭与倪秉坚的带领下，黄应求与邓天福的遗体也在浅水湾一处山坡被警方挖出，在找寻尸体的同时，马广灿也在家中被警方逮捕。

三狼就此全数归案。

审讯

三狼案的审讯过程充满戏剧性，且不时于证人及被告口中爆出震撼案情及内幕，被告更指曾受警方的威逼恐吓与毒打。

至于三名被告亦分别为自己的谋杀罪辩护，且不约而同表示：只参与绑架富商黄氏父子，对儿子黄应求的死亳不知情；更指出供词只是警方吩咐他们搬字过纸而已。

三狼奇案开审第一天1962年2月19日星期一，轰动全港的三狼奇案正式开审。案中三名被告分别是31岁的李渭、31岁的教车师傅倪秉坚、以及35岁的电影化妆师马广灿。他们被控于1959年6月19日谋杀富商黄应求。

整个审讯过程历时大半个月，陪审团为全男班。

审讯的第一日，已经有十位证人被召出庭作供，包括有黄应求的妻子及女儿、裁缝店的老板谭华、皮鞋公司的职员林国亭、及黄应求的伙记谢寿春等。

辩方律师梁永濂的精彩盘问，令热闹的旁听席上传来阵阵轰动。例如于确认死者身份的辩论上，当裁缝店老板谭华凭钮扣认出一条西裤证物属于黄应求所有，亦是由他所缝制。梁永濂即时找出对方口供上的漏洞，指出对方根本无法证实西裤确属黄应求所有。

另一方面，庭上亦有悲情的一面，就是当黄应求的太太作证时，不时掩面痛哭，可见丈夫的死为她带来沉重的打击!

由于三狼被控罪名是谋杀富商黄应求，所以黄锡彬在庭上亦只是担当证人。作证的时候，他先叙述自己被绑架的经过，又指出被告之一，亦是他远房亲戚的李渭，是绑架他的人之一。

他指出绑架他的几个人将他带到一间屋，戴上野狼面具，而李渭更自称是野狼，又说他的儿子已经被他们处死了。年过半百的黄锡彬在庭上老泪纵横，仍然未能忘记儿子过世带给他的悲痛，特别是当辩方律师要求他辨认黄应求的头骨时，他坚决拒绝，因为他实在受不了如此大的刺激，最后他获准无须确认此证物，而这个感人的片段亦掀起了审讯的高潮。

1962年3月14日，下午一点钟，高院中央法庭内的按察司戴上黑巾，正式宣判陪审团一致裁定三名被告谋杀黄应求的罪名成立，被判处缳首死刑，直至气绝身亡为止，于同年11月28日执行。

至于蛇仔明则因为举报有功，被轻判15年有期徒刑。

三名被告的反应各异：倪秉坚的反应最大，他不断向庭上的记者表示自己是冤枉的;

而李渭就默不作声，泪盈于睫;

至于马广灿就表现得最倔强，大声说：“无紧要，由得佢！”（没关系，随便他！）

虽然到临死的一刻，三狼都大呼冤枉，但是他们都一同死在刑台上。而他们在相识时以兄弟相称，一句“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的誓言，最终亦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