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作为长期游离于正统之外的力量，一到混乱时就被各方势力瞧上眼，其中包括日本和国共两党，他们的基本态度就是拉拢并利用。当然，其中也伴随着若隐若现的敲打与限制。换句话说，日本的侵略使得帮会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展身手，至于帮会选择站在哪一边使劲，只能是人各有志了。

上海沦陷后，黄金荣、张啸林选择继续留在这个是非之地，杜月笙则先去了趟香港，然后又辗转到了重庆。三大亨正好选择了三条不同的路，杜月笙忍痛割爱，离开了他的老巢上海，去蒋介石跟前效力。张啸林留下来，却没禁住诱惑，被日本人的糖衣炮弹击中。

和他们两人不同，黄金荣既舍不得自己在上海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又不愿为日本人擦鞋。如果离开意味着将有可能一无所有，就算跑去大后方，黄金荣也没有杜月笙那般人脉，待遇肯定没法比。同时他又怕投了日本人，不但会被人看不起，还极为有可能死在军统的手上，毕竟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左右都不行。

可日子得过，黄金荣只好选择两边都不得罪，老实呆在上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吃喝由自己，对日本人不反对也不赞成。日本人一有事找他，黄金荣就打哈哈，说自己年老体弱，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黄土，快死的人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求行个方便，保证不捣乱。不过，黄金荣暗地里也支持过军统在上海的行动，而且他之所以能躲得过日本人的纠缠，多半是因为他有徒弟为日本人做事，说得上话，人家才愿意放过他。

黄金荣用的还是帮会的老一套手段，刀切豆腐两面光，虽然手法陈旧，但就是好使，屡试不爽。黄金荣的态度颇能代表一般帮会成员的心态，既不愿为日本人卖命，却又磨不开名利这两个字。只不过，很多人没有黄金荣这样的本事和运气，想要走中间道路几乎不可能，毕竟两边都是玩命的主。其实，黄金荣不与日本人合作也算间接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帮会成员之所以能够参与抗日，有很多因素影响他们。第一条应该是对“忠”、“义”观念的追求，有点心理因素的味道。虽然进入民国，帮会的规矩基本已经向现实低头，但帮中的很多传统观念却依然保存，并在某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作为一种道德压制的手段很是卉用。譬如一件事有违帮规，自己做了自然不会说什么，但我没做而你却干上了，那可有的骂了，这就是帮会中独有的舆论战，平时都用来打击对手。道理是相对的，关键看用在什么地方和怎么用。

说白了，帮会中的一些大佬能够抗日，也是个面子问题，怕别人骂他们不仗义，本来身份认同就有缺陷，又被别人指指点点，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当初“反清复明”，都把满清当作异族看待，现在日本人来了，欺负到家门口，以帮会过去的性格不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实在说不过去。就算别人明着不说，背后也少不了说三道四，在抗日的节骨眼上，民族情绪足以激发他们像辛亥时期一样，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但也有一些不计较这个的帮会成员，就干脆跟着日本人走上了不归路。

除了帮会“忠”、“义”观念和民族危机的契合之外，帮会抗日也是命和钱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跟谁卖命不是拿腔干活，即使你一颗真心向明月，到头来能不能捞个好下场还真不一定，帮会一路走来这种事情见的多了，来就不缺负心汉这种人。更何况，日本人看起来就不像很靠谱的样子，他们的宣传和实际的差距，恐怕连国民党搞宣传的都自愧不如。

和普通百姓不同，帮会钱的事情是和国民党、资产阶级纠缠在一起，日本的侵略是不分男女老幼，有产无产都跑不掉，钱多了反而可能更是个祸患。青帮的抗日，就是和生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在1932年和十九路军打仗的时候，青帮很积极地为国军摇旗呐喊，其中就不乏自身利益的考量。

上海一旦落入日军手里，国民党这棵大树没了，青帮的好日子也就没几天了，当然，如果投靠日本人，或许还能勉强蹦跶几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杜月笙将生意和爱国热情结合起来的常用方法，一方面打击日本人，还能赚点吆喝，另一方面趁机挣点钱贴补家用。不过，这些仅仅是小手段，在国民党势力逐步退出上海的时候，青帮干脆直接和资产阶级一道，承担起了对抗日本的重任。

杜月笙

还在“一·二八”抗战时，史量才、王晓籁和杜月笙等一众人物就利用刚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协会参与抗战，不得不说，他们比国民党官员的热情可高多了。维持协会不仅强力支援十九路军，救护伤兵，天天叫着要老蒋派兵增援，而且搞得越来越像市政府一样，救济难民，维持治安和保障经济秩序，弄得国民党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之后维持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又赶上会长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被选为会长，他对抗日依然不马虎。只要是反对日本，哪怕不在上海，他们仍然本着能揍一拳是一拳的原则积极援助中国军队，不凑上去骂两句都觉得吃亏。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绥远和日本人打了起来，地方协会联合上海其他团体，先是筹措十万元送到前线，然后又派黄炎培、陆京士等人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亲自到绥远慰问，鼓励前方将士为国效力，多打日军，子弹这边有的是。杜月笙的抗日态度是把对付日本，放在维护自己地盘的小心思上，其实这倒无可厚非，只要不是为了一点利益和日本人站一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