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播：电影 功夫 之 斧头帮

在林林总总的香港娱乐电影中，“斧头帮”几乎就是黑帮、黑社会的代名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斧头帮真是十恶不赦的黑帮吗？非也，斧头帮实际上乃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也是机仇家恨的产物。今还原历史，权作饭后茶余的谈资。

1、一人兴“帮”

斧头帮的历史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因一人而兴、因一人而亡。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人。合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之称，故历来民风彪悍，多出硬骨头汉子，包拯、刘铭传、冯玉祥、卫立煌、孙立人等均是合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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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家境贫寒，但其自幼读书，聪颖过人。王亚樵父祖世代务农，备受地主豪绅的欺压，这种经历对王亚樵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养成了他强悍倔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不屈不挠的性格。长大后，王亚樵又眼见列强入侵，国家衰微，故常慷慨悲歌，言必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辛亥革命兴起后，颇有政治抱负的王亚樵积极参加，但他的秉性却难以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所包容。1912年2月，王亚樵至南京参加社会党，倡言“铲富济贫”，次年，安徽军阀倪嗣冲宣布社会党为乱党，于是王亚樵只得亡命上海，开始了他以暗杀为职业的别样人生。

王亚樵到了上海后，生活无着，只得白天做苦工，夜晚露宿街头。尽管处境艰辛，但王亚樵出于中国人所特有的地域帮派情结，经常为安徽籍劳工打抱不平，为他们撑腰打架。由于王亚樵异常强悍骁勇，无人敢与之争锋，故为他的安徽籍老乡争得了许多利益。

同时，王亚樵亦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既能替劳工们出头撑腰，又能讲一套无政府主义理论，由此，王亚樵在安徽籍劳工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遂以这些安徽籍劳工组成一支腰别厉斧的劳工敢死队，人称“斧头党”，对外称“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斧头帮”。

2、阶级矛盾的产物

影视剧中，斧头帮干的都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勾当，但实际上这个帮派并非如此，斧头帮与横行上海滩的青帮黑社会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具体地说，斧头帮是阶级矛盾的产物。

斧头帮的崛起源于一场激烈的劳资冲突。当时，上海资本家长期拖欠码头工人的工资，双方劳资矛盾极为深刻。面对资方的蛮横无理，王亚樵认识到必须要把劳工们武装起来，以暴制暴。于是，王亚樵组织安徽籍码头工人，一夜之间打出了一百多把斧子，然后大家手持利斧冲进了资本家的大院。斧头虽常见，但近可砍，远可掷，不输于任何冷兵器，极具威慑力。面对寒光闪闪的利斧，资方被迫做出让步，接受了码头工人们开出的条件。这次行动，狠刹资本家的威风，顺利解决了拖欠工资的问题。同时，王亚樵也以此确立了斧头帮在上海滩的地位。

从此，斧头帮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暗杀为主要手段，以斧头为标志性武器，用炸弹、手枪对付其他帮派和欺压工人的资本家，并得到底层贫民的支持。斧头帮最鼎盛时，核心成员有数千人；几乎全上海的黄包车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码头装卸工人、行走于上海的各种“小买卖”都是斧头帮的眼线；王亚樵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多达十几万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斧头帮的分会。此时，就连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亦是王亚樵的属下。

必须要指出的是，王亚樵并不是简单地建立一个黑帮组织，他还要惩恶扬善，为底层百姓讨公道。特别是安徽籍劳工，只要在上海滩遭到欺辱或被欠薪，只要找到王亚樵头上，斧头帮一定会为之伸张正义，讨回公道。这样，斧头帮俨然成了弱势群体的保护神，王亚樵也成了上海滩普通百姓眼里的正义化身，成了与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大英雄。

当然，由于斧头帮并无明确的行动纲领和组织纪律，搞的又是“以拳头解决问题”的无政府主义，加之成员复杂、良莠不齐，斧头帮有的成员不可避免地会做出一些恶事，甚至是伤天害理的事。

总之，王亚樵自成一派，自任首领，名震上海，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些著名的黑帮头目也不敢招惹他。

某次，王亚樵与青帮头子杜月笙抢地盘，发生激烈争斗。王亚樵竟能在短短的三天内在全国范围内召集部众，包围了杜氏公馆，令横行上海无所忌惮的杜月笙退避三舍，甚至对手下人说：“别惹王亚樵，他是个亡命徒，遇到这种矮腿子，切不可妄动……”

另一个青帮头子黄金荣则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甚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王亚樵）。”

3、国仇家恨的产物

蒋介石掌权后，对内大打内战、清除异己，对外软弱妥协、丧权辱国。这些都激起王亚樵的强烈不满，并与国民党西南派势力交往密切，提出了“反蒋抗日”和“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两大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斧头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腐败政府和外来侵略势力。因此，斧头帮也是机仇家恨的产物。

针对当时的政府，王亚樵指挥斧头帮策划了一系列暗杀活动，得到了“民国第一杀手”的称号。

1927年“4·12”政变后，王亚樵先后在上海、南京、庐山等地密设联络点，五次组织刺杀蒋介石，但均未成功。其中1931年6月的庐山刺杀蒋介石事件险些得手。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在南京寓所遭斧头帮暗杀。

1930年7月，招商局总办、竭力为蒋介石筹划中原大战军需的赵铁桥在招商局大门口被斧头帮杀手连开数枪击毙。

1931年7月，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在上海火车站遭斧头帮袭击，宋虽侥幸不死，但其秘书身中数腔殒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王亚樵遂将斧头帮改组为“铁血锄奸团”，针对日本侵略势力和汉奸分子，策划了诸多暗杀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王亚樵召集部众宣布“全力以赴抗日”，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

1932年4月，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王亚樵得到消息后，即着手策划袭击。鉴于大会只允许日本人、台湾人和朝鲜人参加，王亚樵乃联络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安昌杰等进入会场，将炸弹放置在主席台上的暖水瓶中。4月29日，正当日军庆贺其战功时，炸弹爆炸，“日本派遣军司令长官”、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身亡，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殒命于中国的最高级别将领。此外，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一时间，王亚樵成了民族英雄，号称“远东第一杀手”。

1932年9月，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由于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偏袒日本，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所谓利益，王亚樵乃派人对李顿进行暗杀，这个前英国代理印度总督狼狈躲藏于浴室才得幸免。

1935年11月，王亚樵因痛恨国民政府丧权辱国，派杀手孙凤鸣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行刺。由于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遂朝汪精卫连击三腔，一腔中左臂，一腔中左颊，一腔打在背部肋骨上。此事气得蒋介石大骂戴笠：“腔打进了中央党部，你都不知道，干什么的?”“限三日破案。”

张学良丢失东北、引咎辞职来到上海后，王亚樵派人寄给他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以示警告。

4、一人丧“帮”

王亚樵接二连三的暗杀令国民政府、日本特务无不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随即展开对王亚樵的通缉和追杀，王亚樵不得不东躲西藏，难以在上海立足，被迫离沪赴港，最后于1936年躲到了广西梧州。这里是机民党西南派的势力范围，能够得到国民党实力派人物李济深等人的庇护。

然而戴笠派遣的特务还是一路追踪而来。1936年9月，特务们收买了王亚樵部下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并通过余婉君把王亚樵引入预设的包围圈，于是一代暗杀大王惨遭暗杀，还被剥去了脸皮，这个下场着实令人唏嘘不已。他所杀人的血和他自己的血，一层层淤积起来，真不知散发着怎样的血腥……

王亚樵死后，斧头帮随即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快就宣告解散。

历史的最大吊诡之处在于它的重复性。今天，类似王亚樵及斧头帮的故事仍比比皆是。路不平，总是有人铲，这是历史的规律，至于怎样的铲法，往往能派生出许多方式。估计我们都不希望以暗杀的方式来铲平人间的不平，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理论上有，实践上也有，只不过管不管用、能不能努力地铲下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