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多伦多8月15日报道，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前首席研究员、加拿大杰出传染病学家克劳斯·尼尔森13日在法庭承认，他两年前企图将危险细菌走私到中国。

2013年4月，加拿大皇家骑警首次公布，尼尔森和身为同事的华裔妻子于伟玲于2010年10月在渥太华机场准备飞往中国时被警方截停。警方在尼尔森行李携带的一个儿童午餐袋内搜出17个装有病原体的小药瓶和一些山羊血，后证实小药瓶盛载的是活的布鲁氏杆菌。尽管目前尼尔森的犯罪动机仍然未明，但这背后却隐含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军事变革。

当地球上有了人类战争就如影随形。在人类战争史上，先后经历了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等几次重大军事变革。目前机械化战争正逐步转向信息化战争，但这丝毫阻止不了下一代的新军事变革—即生物战争。

“生物战”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就已经使用了细菌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二五年六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

一九三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代号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惨无人道的用中国人、苏联人、韩国人来做活体实验。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我国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过鼠疫和霍乱等病菌，以致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其中包括活体解剖、病菌注射、冷冻试验。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初期，美日间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为条件，得到了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所掌握的日方细菌战情报。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秘密文件称：“19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撰写了一篇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还有一篇20页的“关于多年来对农作物破坏试验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写的“对家畜细菌战的研究”。一名病理学家整理出8000张关于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战试验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观察玻片和幻灯片。其中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解剖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另一本长达700多页，报告中还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图片。石井本人写了一篇关于他本人20年来从事生物战各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文章。”对于这些情报的价值，这份文件评估说：显然美国在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武器方面遥遥领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体作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相对于美国通过动物实验进行推测细菌战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体做实验所得的资料更加直接和完善。应该说，这些情报的确让美国在细菌战研究方面获益匪浅。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为配合“绞杀战”，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在朝鲜西部和中国东北部地区撒布了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把朝鲜战场变成其细菌武器的试验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世界将有可能再次遭遇生物武器的袭击，届时生物战将颠覆传统的对敌打击方式。在传统战争中，所有的军事打击手段都是以单个人体为最小的攻击单位，生物战则能够以单个人体为媒介迅速形成对更大的单位构成直接或间接威胁，其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

就国家层面的行为而言，以往的战场基本上都是可见的，交战双方在一定的空间、时间、投入人员、装备厮杀较量，战斗胜负可以通过军队力量的对比来判断，而生物战在可见的战场之外，还有一个微观领域战场，即通过对地方作战人员实施微观层次的损害来降低消除其宏观上的作战能力，小战场的胜利决定着大战场的胜利。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更高效的生物科技转化为军事力量形成对敌威慑和打击。而大国间只有在该领域达到某种平衡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生物战的再次发生。尽管如此，在现实中，进行“有限的”“可逆的”生物战仍可给潜在对手造成恐慌和麻烦。例如，布鲁氏杆菌病（brucellosis）简称“布病”，虽可防可治，但此病对于人体机能和精神上所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小视。

就个体层面而言，一些具有致命性和传染性的病原体将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生物武器，而且，恐怖分子所采用的细菌或病毒引起的大多数传染病，都可通过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特别是鼠疫、天花、霍乱和斑疹伤寒等病原体危害甚大，有的还可感染当地的动物和昆虫，形成疫源地，造成持续性危害。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恐怖分子利用尖端科技、通讯与资源研制生物武器的门槛不断降低，与此相应地他们利用这类武器的能力也将大为提高，社会的安全系数也就自然会被削弱。

总之，无论是生物科技所进步带来的国防安全上的不确定性，还是不断上升的生物恐怖主义的可能性，都在威胁着我国国家的综合安全。所以，启动军事生物科技防御机制迫在眉睫，在国防领域建立“生物盾牌”计划，才能更好地在未来的生物科技军事变革中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