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法家代表商鞅进一步的发展了重农思想。他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11认为农业不仅是创造和积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同时也为国家提供物质保证。所以他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固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并且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指出要实行农战，也就是农和战结合。他说：“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11，专心于农业的农民具有朴实的性格，能遵照国家的法令行事。于是，种田靠农民，打仗也只能靠农民，国家应当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管仲《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

解释：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