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娴熟中国历史的政治家，他不但自小喜读史书，至老尤笃，而且多次以领袖的高瞻远瞩，号召大家多读史书。根据现有资料，至迟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便把学习历史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大家：“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宣布：“现在我们党的中央作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重提学习历史的事。1958年，他面对着几百名党的高级干部，倡议“全党都要学点历史和法学”，并把学习历史提到了党的干部的工作方法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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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是每个学习历史的人必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964年，他在一份批示中更明确地说：“古为今用”。毛泽东对史学目的的这一高度概括，表达了史学的价值取向。价值的实质是客体功能与主体需要的吻合，吻合的程度愈大，其价值愈大。毛泽东认为，主体（今天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对历史这一客体的需要，是改革现实和创造更美好的将来。换句话说，改革现实，需要了解国情，符合国情，而国情正是历史的积淀；改革现实，还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增长智慧，接受优秀传统，发扬历史积累下来的高尚精神。概括地说，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史学的最大社会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因而，毛泽东又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从史学的这一目的出发，毛泽东提出历史学习和研究都应贴近现实。他高度重视历史具有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人类是带着历史的烙印走入现实社会的，又将带着现实的烙印走向未来。毛泽东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联系的把握上，一再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就不可能了解现实社会的来龙去脉；而只要学习历史，就可以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可以对现实社会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实际，更有成效。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第二，历史是一座智慧宝库，它蕴藏着人类几千年的生产实践、管理实践以及政治、军事实践积累下来的极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第三，历史是励己育人的教材。196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向人推荐《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并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从历史故事中引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告诫！至于历史上众多精英所焕发出来的忧机忧民和爱国爱民的精神、自我牺牲和奉献的精神、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清正廉洁和勤政敬业的精神等，更是世世代代教育和鞭策着后来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正是为了熟悉这些历史教材，更好地运用这些历史教材，以史育人。

毛泽东的史学目的论，深刻地体现了对史学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估量，又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批判地继承的史学观。但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歪曲史实，随意比附，把史学推向政治实用主义和庸俗化，是对毛泽东史学目的论的严重歪曲和肆意践踏。但如果因此而怀疑或否定“古为今用”的原则，则是错误的。而且，史学既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即它的真实性、全面性和科学性。毛泽东说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即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史学的学术价值，是史学获得社会价值的前提。轻率的历史比附和有意制造的影射史学之类，是伪史学，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价值。

易孟醇：《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