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纪9年代初，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急剧上升。因此，国际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开始测算和比较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度，其中权威性的机构有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和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虽然经济自由度测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不尽完善，但从总体上说，其研究结果还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到目前为止，弗雷泽研究所测算了全球1多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自由度历史数据，本文重点结合该所提供的各年度《经济自由度报告》，采取国际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经济自由度程度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自由度提高迅速

弗雷泽研究所近年对全球123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进行了测算。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联合国有19多个会员国，未参加评估的国家或地区一般是较小或数据不健全的国家，其中不少是经济自由度低的国家，如越南、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老挝、古巴，朝鲜等。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从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因素衡量经济自由度，并采用综合指数的形式进行反映，指数值与经济自由度正相关，其区间为[，1]，指数值越大，表示经济自由度越高。

中国自上世纪7年代末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自由度指数呈上升趋势，198年为3.93，21年达到5.49，自由度提高了39.7%；相比之下，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198年平均水平为5.36，21年为6.35，提高幅度为18.5%。

虽然中国经济自由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在全球中的位次不断攀升，在弗雷泽研究所23年《经济自由度报告》中，中国在参加排名的123个主要国家或地区中列第1位，排在其后的有23个，这23个国家分布在各大洲。其中，非洲国家有12个，分别为：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刚果(金)、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布隆迪、加蓬、卢旺达、多哥、马拉维、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南美洲国家有3个，分别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亚洲国家有3个，分别为：叙利亚、缅甸、巴基斯坦；欧洲国家有5个，分别为：保加利亚、俄罗斯、罗马尼亚；乌克兰、土耳其。这其中大部分被美国和欧盟等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显然，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已超过了若干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目前还不被欧美等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了解或偏见。

二、中国经济自由度提高更多源于采用市场原则

经济自由化与经济市场化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有高度的相关性。弗雷泽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自由度测算都强调政府对经济管制和干预的减少，这正是市场经济标准中最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市场经济同时强调制度与法制的合理性。弗雷泽研究经济自由度测算的五个因素与众多指标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必需的，强调了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以及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中国从上世纪7年代末开始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9年代初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虽然研究者测度的角度与方法不同，但在总体上，中国经济自由度是稳步提高的。根据李晓西教授主持的测度，21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69%，中国已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坚定不移的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只限于个别关键领域，企业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对外交往的自由度显著提高，经济自由所要求的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同时表2也说明中国经济自由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等方面。

三、中国经济自由度在转轨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既属于发展中国家，又属于经济转轨国家。世界各贸易伙伴国与投资者都十分关心转轨国家经济自由度的变化，关心对方相关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程度。

各国经济自由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模式、途径和效果的差异。比如，中国是实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则实行的是较为激进式的改革，而实行激进式改革的国家改革效果又有较大的差异。从表3可知，中国经济自由度在上述八个转轨经济国家中居第4位，处于中等靠前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改革是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自由化，虽然生产力相对落后，但经济自由度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已经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

四、中国经济大部分领域有了较高的经济自由度

1、中国经济自由度部分因素已接近或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在21年经济自由度的五因素评估中，中国有三个因素接近或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对外交往自由度评估为7分，超过参评国家的平均水平6.93，这说明中国的贸易壁垒在不断减少，对外交往的自由不断提高；另外，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及货币政策合理性已比较接近参评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体现出中国一直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国致力于金融市场化改革，并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

2、中国经济自由度中政府规模因素的分析

根据中国21年经济自由度各因素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自由度五因素中，政府规模因素得分偏低，那么，中国的政府规模究竟如何?

弗雷泽研究所对政府规模的评价用了四个指标，其中，“政府企业和投资与GDP的比率”是值得斟酌的。虽然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仍然非常巨大，但国有企业的自主化程度已非常高。从“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人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阿根廷、巴西、波兰、南非、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现实情况分析，不管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都存在政府适度干预，只是干预的强弱与干预工具组合方式不同。中国国情比较复杂，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

五、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增强了中国的总体竞争力

由于中国在经济领域更广泛的范围内享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资源配置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中国的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强。

根据分析，中国经济总体竞争力在参评的49个主要国家中居第33位，高于捷克共和国、墨西哥、印度、南非、阿根廷、俄罗斯、波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攀升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2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高是有序发展的，是充满效率的。

综上所述，经过2多年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自由度已有了突破性的提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自由度总体上已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国家所要求的标准，应理所当然被国际社会视为市场经济国家。2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从广度与深度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