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族杂剧家杨景贤的杂剧《马丹阳度脱刘行首》中讲到的“当家诗”：“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人生无法规避的俗务，没人幸免。由此说及开来，即使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也不会因男女老少、种族信仰的区别而产生龃龉。

时光荏苒，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变幻着色彩：“柴”在液化气的管道流通中变成了电影电视的道具，“米”在鸡鸭鱼肉的日益丰富中变成了膳食科学的要求，“油”在清淡粤菜的北上中变成了时尚流行的点缀，“盐”在计量小勺的限制中变成了防范对象，而“酱”与“醋”向来都溶化在菜肴与汤品中甘愿成为配角……但茶的变幻却始终证明着它的“不甘寂寞”的多面性本色。

茶是俗不可耐的。茶的寻常平凡早已化作细微琐碎的生活末梢，如同盐、如同米，虽然不可或缺，却成为人们可以放心省略的前提。茶被当成普通的饮水，被用作劣质水的除味剂，被视为烹饪中的调味品，被看作可以像瓜子或干枣那样下手大把去抓的寻常食品。农夫和苦力喝茶，且不以获取它而自豪，村妇和工匠喝茶，亦不以失去它而伤悲。即使在穷乡僻壤和山庄村落，你也不难发现它的身影。很多时候，茶如同干枯的树叶，隔年的苞米，被置于平常不过的角落用着平常不过的器皿，因为比起“糖畸”和“烟酒”，它跟节日、欢庆居然更难搭上关系。

茶是郑重严肃的。其严谨规范渗入日常交往的许多环节，如同“请上座”、“多保重”、“您慢走”之类的礼貌，“敬香茶”、“请看茶”则远比“吃了吗”、“忙什么呢”来得煞有介事。使人们感到虽不那么随心所欲，但却十分端庄有序，彰显礼仪。明人朱权在《茶谱》中写道：“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饮茶或者以茶待客，并非寻常，主客之间端、接、饮、叙的礼仪不仅渗透着繁琐，而且分明彰显着严肃。

茶是高不可攀的。其尊贵品质使其成为历代“贡品”中的重要选择??诸如“金瓜贡茶”之于云南普洱，“莲心茶”之于西湖龙井，“君山银针”之于洞庭毛尖，而达官贵人名家雅士把拥有珍贵茶品则视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曾说：“云南是清朝皇室成员心目中的宠物。清宫生活习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是衡量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从茶肆到茶寮、到茶社、到茶馆、到茶会所，从煎茶到煮茶、到泡茶、到沏茶，从吃茶到喝茶、到饮茶、到品茶，从茶碗到茶缸、到茶杯、到茶盅，从以茶会友到斗茶作诗、到茶禅一体、到茶道仪式，茶在饱含着人生意味的节节攀登中直冲九霄。

围绕茶而产生的风雅之举、风雅之道枚不胜举。

权且以过去饭馆和茶馆的侍者相比，前者被称作跑堂的，后者却被称作茶博士，虽说有考证指“茶博士”不过是“茶把式”的方言转称，但见于文字或者传于坊间，听起来多少还是给劲儿和不同凡响，书读至顶端也不过被唤作博士而已。

仅以茶道中的“候汤”而言，其讲究之严密、严格与严谨，足以令人瞠目。宋代学人蔡襄所著《茶录》中言：“汤有三大辨十五辨。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贵，方是纯熟。”

无论尊贵与卑贱，皇家与庶民，文人与白丁，人们在对茶的“讲究”中彰显着各自的社会角色：

??“从来名士爱评水，自古山僧喜斗茶”表现了出家人在世俗生活之外仍然无法泯灭的争强好胜心理。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六安山道僧叶馆写的这副对联，貌似写茶道水，实则把僧俗雅士那种心灵与山水相融的高远境界展示出来。

??“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欧阳修《双井茶》）让人们看到有钱、有闲与珍茶贵茗的关系，如此描述不免让人想到“可望不可即”对寻常茶客的折磨，他们在羡煞之余，郁闷而愤懑自然在所难免。

人生如茶的广泛指向，在这里让我们目睹了最基本的现状。

古代的开门七件事早已演变成现代的开门N件事：炒股买楼、上网电邮、保险基金、以车代走、桑拿健身、养猫溜狗，但最后这“清茶一杯”却牢牢保留在国人的生活习惯当中，像幅凝固的画面成为我们的人文象征。不论何时何地，茶个性鲜明，效用广泛，可以养生、可以解渴、可以玩味、可以品评，也许是因为茶在人生大厦的每一级阶梯和层面中都有立足之地，也许是因为茶可以透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