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从三里屯酒吧到星巴克咖啡再到五福茶艺馆，穿梭在动静之间的人们在充分地享受着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了茶艺馆，无论联络感情还是谈生意。坐在幽静质朴的五福茶艺馆里，品着香茗，耳边飘着若有若无的音乐，整个人都会被一种脱俗和雅气裹住。从打架斗殴到掀起京城餐饮业怀旧之风再到第一位京城茶艺人，段运松可谓一路摸爬滚打而来。那天，在福丽特中国茶城段云松那间溢满茶韵的办公室里，他细细的跟记者聊了许多。

老实说，上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初中时，每到元旦前我就开始倒卖贺卡，我分给各年级的坏孩子每人十张贺卡，让他们到护士学校宿舍去卖，三毛钱进的卖一块，一百张就能赚七十块钱。上学时，我骑着三轮车带上五十条纱巾，等下课了就在校园里卖。初二时，爷爷去世了，父母回老家处理后事时，我就在家组织一帮孩子去卖莴笋，后来邻居告诉了我妈。当我在梦中喊着“瞧一瞧，看一看！”时，我爸过来从床底下翻出一杆秤来，他和我妈都很伤心。身为工程师和经济师的父母决不允许他们的儿子变成小贩子。看着他们的儿子整天烫着卷发，穿着喇叭裤，嘴里叼着烟卷儿，喝二锅头，交女朋友，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闲逛、打架斗殴，做小买卖，父母为此伤透了心。

放假时，我晚上在东四夜市卖油炸鹌鹑，白天帮着开小卖部的哥们儿卖烟，还骑着三轮车从塔院到紫竹院去进酱油、汽水。高三那年大年三十，我四点钟就起来，推着炉子、两百个碗和过桥米线到地坛庙会去卖，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到，结果还让火把头发燎没了，卖了一百碗赚了九十块钱。

我知道了周末的韭菜比油菜好卖，香蕉见风就发黑。当然，这些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每周六学校广播处分的名单里准有我，初三的模拟考试不及格，回家后，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躺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妈站在那儿看着窗外，我知道她在哭。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明年的今天你能干什么！’，我一愣，深深地被刺痛了，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我只说了一句话‘您放心吧！’。从那时起，我开始拼命地学习，我从全年级倒数第三名冲到了正数第十三名，考上了高中。爸妈高兴地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请了两大桌。后来，我学习又放松了，结果，大学没考上，我失学了。

总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

大学没考上，爸妈让我去他们的单位当个工人，我不去。当时，正赶上北京金朗饭店要开业需要人，凭着从朋友那儿现学的几句英语口语，我被录取了。又听说王府饭店在招人，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早晨五点就去排队抓号，还带了七八个小兄弟，让他们领七八个号，以减少竞争。结果，我靠着背熟的请人编写的英文简历，从1200人中被录取了，那次，共录用了30人。在那儿，我干过保安、餐饮、行李员。当保安时，有一次，我把一个要去咖啡厅的老外指到了厕所，结果，被人家投诉。值班经理是菲律宾人，过来骂了我半天，我却一句也没听懂。这对我刺激挺大，我开始学英语，也为了能当上行李员多拿些小费。当上行李员后，我给李嘉诚、包玉刚的女儿等人拎过包。当我给李嘉诚拎着包，看着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着他，走在人群最后的我觉得那真是气派。身为最下层的行李员，伺候的是最上层的客人，稍微敏感点的心，都能感受到反差和刺激：羡慕，妒忌，或是受到激励。

一天，一个旅游团住进饭店，一百多件行李需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在30分钟之内送到十四个楼层不同的房间。当我们气喘嘘嘘地把行李送完，爬到十四层楼道里去抽烟时，我看着楼下金鱼胡同里的一辆辆小轿车，说了一句‘早晚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这感觉是发自内心的。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王府饭店旁边开了一家中餐馆，让我帮着介绍客人过去。我就把一些外国客人介绍了过去，第一个月就介绍了两万多营业额。于是，中餐馆的老总请我过去当餐厅经理，每月600块钱工资，这跟王府行李员每月工资小费加起来3000多块钱相比，我还是舍不得。兼职吧！白天在饭馆从中午12点半干到晚上10点，然后再从墙头翻过去，到王府饭店上夜班，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经常是刚刚在饭馆穿西装革履同外国客人交换名片、吃过饭，一个小时后，当我回到王府饭店，换上工作服同他打招呼‘先生，您好！’时，他却不屑一顾，我知道他不认识我。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多月，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掀起怀旧风潮

我在那个餐馆只干了5个月就又失业了，餐馆的上级主管把它转卖给了别人，那是92年的春天。我和餐馆里出来的七、八个人闲着没事干，打了十几天的牌，我想这样下去不行，就偷偷去找门脸。最后，在民族饭店斜对面，找到一个因赔钱换了四个老板都没开成的小饭馆，我包了下来。我们拣来一些沙子、水泥和砖头，收拾了一通就开业了，叫民丰饺子馆。开张第一天只来了一个人，买了半斤饺子，4块钱。6个服务员全出来伺候这一个客人。吃完饺子那人抹抹嘴说：“虽说咱没去过五星级饭店，但五星级的服务也不会比你们好到哪儿去！”

我注意到，来这儿吃饭的人桌上都放着大哥大，大哥大那会儿还是有钱人的象征，这些人平常都是吃海鲜的主儿。一个客人对我说：“哥们儿，不瞒您说，好长时间没吃这么一顿饱饭了！”当时我就琢磨，为什么吃海鲜的人宁愿去吃一顿家家都能做、打小儿就吃的饺子呢？川式的，粤式的，淮扬的，东北的，中国的，外国的，各种风味的菜都风光过一时，可最后常听人说的却是：真想吃我妈做的什么粥，烙的什么饼！人在小时候的经历会给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吃也不例外。这时，我知道自己要开什么样的饭馆了，我要把饺子、炸酱面、烙饼，这些好吃的东西都搁在一家大的饭庄里。就这样，我又回到小时候待过的幼儿园，院里那棵大树和转椅还在，这里有我要找的感觉。我在院里拴了一只鹅，从农村搜罗来了井绳、辘轳、风箱之类的东西，还砌了口灶。备了擦皮鞋的，胡同口有免费的三轮车候着，我给这个饭庄起了个名字叫“忆苦思甜大杂院”。没想到很快就火了。

一股怀旧风开始弥散京城，北京街头陆陆续续出现了“老三届”、“黑土地”等饭馆。 我又开了“大年三十饺子城”等五、六家饭店。

茶，改变了我

一次偶然的约会，改变了我的生活。那个台湾的朋友回北京来小住，他在北京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一天，他请我去他那儿喝茶。茶有什么好喝的？可当我见到他那套大老远从台湾背来的茶具，听着他讲解的茶经，喝着他为我沏的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没想到，这一喝，还真喝出点在中国文化里待了五千年的那个茶味儿，而且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宿命的东西深入了骨髓，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那年，我在地安门开了北京第一家茶艺馆，取名叫“五福茶艺馆”，寓意：康宁、富贵、好德、长寿、善终和知福、享福、惜福、造福、幸福。没想到茶艺馆生意冷冷清清，从忆苦思甜大杂院的大俗走到了五福茶艺馆的大雅，有些曲高和寡。但最关键的是没几个人知道茶艺馆是干什么的！有人进来问“有相声吗？有快板吗？有炒菜吗？那您这儿卖什么？”“有茶呵！”“那我还不如回家喝去！”我开始从闻香杯说起，我想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提升到‘琴棋书画诗曲茶’上的那个“茶”。但还是没人理解，没人来，没人来就赔钱。我在门口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酒后谢绝入内——有人说，本来就没多少人喝你的茶，还谢绝这谢绝那的。

第二年，我开了第二家茶艺馆。那段时间，我一个人捧着本茶经，把跟茶有关的一切研究了三年。再走出茶楼时，我变了。是茶，改变了我。

这时，生意开始有些变化，这变化首先是从客人身上开始的。一天，一群喝了酒说着粗话的人进了茶艺馆，我让一个茶艺小姐过去为他们服务，我要用静静的服务感染他们。20分钟后，这群人终于安静下来，走时，他们向我道了歉。我敢说，出了茶艺馆15分钟之内，他们是不会骂人的。人可以改变环境，但环境也可以影响人。谁会在王府饭店随地吐痰？茶艺馆虽说不是教化所，但他能让文明的人更文明，不文明的人暂时文明一些。如果一个城市多出100家茶艺馆，而另一个城市多出100家酒馆，晚上9点以后，两地的治安肯定不一样。

今天，北京已经有了400家茶艺馆，其中的四、五十家是我们帮开的，五福现在开了10家分店。茶艺馆70%以上是赢利的。为了倡导茶文化，提倡把茶艺馆搬回家，我曾经和我爱人及服务员一起到各大商场去免费表演茶艺。五福成立了第一家茶艺表演队，代培茶艺小姐，搞茶叶茶具批发，提供开茶艺店的种种服务，并且，五福还同一家国企合作，成立了占地一万平方米的福丽特中国茶城。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总是这样鼓励我的员工：再微弱的光也是射向黑暗的一把利箭！你问我现在还问不问‘明年的今天我干什么呀？’问还是会问的，但不同的是，我清楚自己明天要干什么。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愿意干一辈子的事儿，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夕阳站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我起身同段云松道别，走在三月傍晚的微风里，脑海中还在回味着段云松的那些‘怪论’。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中国除了四大发明，还有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