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意味着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构成所谓“同光中兴”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彻底破产。既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化为刘公岛海底的船骸，那么“体”方面的改变，也变得迫在眉睫起来。

江南机器制造局炮厂炮房

作者：刘怡

1905年，差不多是甲午战争失利10年之后，署理兵部尚书铁良奉旨查勘东南一家工厂，回复的奏折令人触目惊心。据他称，厂中机器“新旧不一，大部不甚齐全”，工人“多数未经训练，所造机件多不合用”，局中总办以至员司“无人精通制造之学”，对所造枪炮良莠概难分别。总之，该厂“司员冗滥，工作冗延，购物浮开，用料虚耗”，“岁耗经费十四万两，无异掷于无用之地”。这家积弊丛生的企业恰好在是年迎来40岁生日，它就是曾经的东亚第一大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

插播：日本1958年拍的甲午战争片

孱弱的官办企业

作为自强运动中预算最充足、基建规模最大、雇佣员工最多的官办企业，江南制造局在产品不愁销路的情况下依然陷于困境，绝非偶然。它和同一时期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一样，可称为“早产的私生子”：私生者，名为官办，实则操纵于有力督抚之手，因人而成、因人而废；早产者，未及依照商业原则安排运营，更像是一种衙门。

这场自强运动的开端始于1861年的《通筹夷务全局折》，然而从实施过程看，“自强”的中心在地方不在中枢：这是1850年代以来以户部为中心的定额财政体制崩溃的结果。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汉人疆臣获准设局开厘、编练私兵，形成拥有独立财源的地方督抚集团；海关体系的建立则催生了“洋税”这一新财路，可以供给国防现代化。朝廷对新辟财源的控制力有限，李鸿章、左宗棠等遂得凭借私人关系与权柄，使各地厘金、洋税在派送的优先顺序上向自己倾斜，并且往往处于竞争状态。是故主事人的筹款能力与意愿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几率。最终在甲午战争惨败，也为这场自强运动画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

其实疆臣兴办“洋厂”的初衷并不是烧钱。除去对坚船利炮的功用的确所知甚深外，设厂往往是强人督抚争夺话语权、扩大权势基础的手段。李鸿章在开府两江之初，对江南制造局的期待只是生产腔炮，但当左宗棠在1866年上奏于福州设局造船时，李氏仿佛恍然大悟地予以跟进，提出也要在沪局试制轮船。1867-1876年上海的造船事业，便是在这种神仙打架的气氛中启动，日后当李鸿章着迷于外购铁甲舰时，沪局的造船业务也就戛然而止。经济往往和政治上相辅相成，如果回顾这些官办企业的历史，大概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将甲午战争讽刺为“日本帝国与北洋衙门之间的战争”。

不消说，这种以地方督抚为中心的自强事业，在资源配置和协调上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李鸿章出于竞争意识在沪局大造轮船，最终仅仅建成7艘成本高昂、性能不佳的中小舰艇，于海防无补。福州船政局(闽厂)早期所造的14艘舰艇，因为左宗棠抱有一种妄诞的“军民两用”构想，全部兼设炮位与货舱。它们作为军舰则“船身高耸，船轮迟缓”，航行性不佳；作为货船则全宽不足、载货量小，不够经济，只能搁置于码头无所用途。而一旦主事者调离当地，或者丧失了中枢赋予的政治地位和信任，企业立即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闽厂在1880年代后期的衰败，除去中法战事破坏甚巨外，与左宗棠、沈葆桢两位有力主持者的去世尤有关联；而铁良在1905年所见沪局的乱象，与其保护人李鸿章在甲午之后的失势不无干系。

这些官办企业的孱弱，和其背后的“强人”不无关系。以李鸿章来说，在自强运动中的两面性作用，影响尤其深远。一方面，作为“师夷长技以自强”观念的倡导者和清季最有权力的地方大员，他竭力争取中枢对兴办工厂的财政和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淮系领袖，他在排斥和打压竞争对手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两种身份之间的微妙张力，使李鸿章每每成为自己事业的阻碍者和破坏者：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而付出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原本是可以用于发展洋务本身的。而李氏直至去世也未曾建立一种全局观念，他的第一身位依然是淮系领袖和集团利益的维护者。

重工业和军工向轻工业转移

以经济效益来说，这些官办企业也极为惨淡。它们虽有“国造”之名，对进口原料、技术乃至洋员的依赖程度依然极大。中国向无现代工业基础，一砖一瓦都须自西洋引入，因为主事者的臆断，付出了加倍的“学费”。如左宗棠筹建闽厂时倚重的洋员日意格、德克碑，一为浙海关税务司，一为法国海军少尉，任事虽属尽心，却不是造船行业的专家。而同一时期在宁波主持法国海军船坞的工程师莱昂瑟·韦尔内，却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瑟堡海军造船学院的正牌高材生，此人于1865年前往日本，为德川幕府主持兴办了横须贺制铁所(横须贺海军工厂前身)。至于闽厂初创期所造的舰船，线型、设计多据外国图纸测绘，机器、锅炉、肋板、船壳木也系在国外采购加工，运抵中国后方由洋匠指导中国工人拼合，只能说是一种原始的组装。而直到1880年代，闽厂自行“设计”的无防护巡洋舰与岸防装甲舰仍系欧洲舰艇的“山寨版”，较海军强国落后5-10年不等。如郑观应所言，“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佣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以闽厂为例，其自建舰船仅工料费就比外国同类产品高50%-60%，性能却明显不及，这也是李鸿章主张“造舰不如购舰”的初衷之一。

成本以外的弊病则是非商业化的核算和调拨体制。仍以闽厂为例，1866年船厂项目启动后，中枢批准每年自海关税拨出60万两白银用于运营，这笔经费不仅包含了基建开支、员工工资和采购造船材料的全部支出，也包含了设计和建造费用。军舰造成后由各地水师向中枢申请调用，无须追加付款；技术改良和试造新船的预算也由厂方从例行拨款中支出，倘有亏空，全须自负。使用方(水师)与工厂不发生联系，也就无法将需求传达给施工方；船厂不敢承担技术改进可能导致的亏损，只能战战兢兢地生产较为“成熟”(也就是落后)的船型。结果，大批新船在完工时就已被淘汰，不受水师青睐，只好积压于福州、反而造成更大的财政包袱。在预算相对充足的1866-1874年，闽厂每年的赤字依然超过8万两白银，无怪乎保守分子要攻讦它“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用虚耗”了。

事实上，如果要讲述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历史，太平天国以后的洋务运动，意味着官办企业的勃兴，而到了甲午，则只是惨淡乃至死亡。产业也从重工业和军工向轻工业转移，如张蹇大生纱厂。而官办企业以外，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企业或者民资企业在这段时间的存在相当有限，甚至在很多地方仅仅聊胜于无。真正的变化，来源于更加天地惊变的庚子之际，由于政府财政基本破产，贴补再也没有了，中国的企业结构，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氏集团等，方在之后慢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