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李鸿章访问香港，与时任香港总督Henry Blake合影留念。资料照片。

文| 亚太日报特约记者 张宁

历史上的香港总督，是香港权力最大的个人。某位港督曾自夸：“总督的地位仅次于上帝。”

香港人并非主动选择英国人的统治，但在被迫接受的统治下，他们依然有权臧否当权者。标准十分简单：是否能贯彻“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是最好的史学家。

携坚船利炮而来

英国统治香港的开端，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早期的几位港督，伴随刺刀和枪炮的阴影。

鸦片战争后，第一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于1843年上任。他是军人，曾在印度服役，在英国和阿富汗的战争中立过战功。他强占香港岛，还曾参与攻打中国其他沿海城市。

他照搬英国制度，成立香港治安委员会，选定有名望和地位的名流，协助维持社会秩序，是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他实施保甲制度，实行半军事化的宵禁制度，歧视华人。

砵甸乍的继任者戴维斯（John Davis）称得上是位中国通，能够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却因为课税过度和实施人口登记制度而被后世香港媒体称为“最不受欢迎的港督”。他1844年下令开工修建跑马地，1848年建成。

第三任港督文咸（Samuel Bonham）被英国上司称为“拥有实事求是的常识”，似乎这便是足以担任港督的条件。他曾面见洪秀全，声称在太平天国和清朝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文咸的后任包令（John Bowring）参与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有西方记者指控他滥用职权。他还曾被市民告上法庭。

1890年，香港中环进行填海时的情景。图中的堤岸，即如今的干诺道中。 资料照片。

第五任港督夏乔士·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兴建港口，设立中文官校，开始起用港元。他的施政得到英国政府肯定。

1866年至1885年的19年间，在第六任至第九任四任香港总督治下，华人地位有所提升，民国要人伍廷芳成为香港首位华人议员、华人大律师和太平绅士。

其中的第六任港督麦当奴（Richard MacDonnell）开办了东华医院，实行免费医疗。他不按英国殖民地部的规矩出牌，《香港史》对他的评价是：“麦当奴属于香港人欣赏的那类总督，坚忍不拔，坦白直率……认识到香港‘极为特殊’的处境，殖民地的老规矩在香港根本行不通。”

图为1895年的皇后大道中。 资料照片。

第八任轩尼诗（John Hennessy）努力弥合香港华人和欧洲裔居民之间的隔阂，被当时舆论称为“最无民族歧视的港督”。在他任内，香港开始安装电话。

伴灾患苦难丛生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的香港，并无今日的经济地位和繁华景象，倒是多灾多难，饱经内忧外患。

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于1891年至1898年任职。香港在其任中遭遇鼠疫考验，死者众多。孙中山在此期间求学于港，后来开始联络爱国志士，密谋反清。罗便臣应清廷所请，将孙中山驱逐出境。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英国人开始筹划强占新界。自1894年起，罗便臣向英国殖民地部发出多封邮件，鼓吹夺取新界。他在信中写道：“50年后，也许20年后，中国可能成为军事强国，掌握技术开发其自然资源。到那时，假使香港边界如同现状（局促于香港岛），中国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山顶和岛屿为中国所有，我们躲向哪里？靠人家大发慈悲？”

他还指出：“目前，大好时机稍纵即逝。不管日本（甲午战争）战绩如何，不管中国屈辱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不会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起全面抗战，20年后的中国将崛起。因此，想做（夺取新界）就立刻去做，时不我待。”

1898年，清政府将九龙半岛租与英国。图为中英官员在边界树碑。资料照片。

百多年后，掩卷深思，不得不教人慨叹老牌殖民者的“远见”与“危机感”！

1898年6月，英国取得新界99年租借权，将英国管辖的香港地区扩大十倍。第十二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Blake）当年11月履新。转年，新界锦田吉庆围村民反抗港英当局在当地设置警署，卜力派兵镇压，以大炮轰击，造成众多村民死伤。事后，英军还将吉庆围铁门拆卸后运去伦敦，作为战利品。

卜力的继任者弥敦（Matthew Nathan）口碑较好，在他1904年至1907年的三年任期中，港英政府发展中区，兴建广九铁路，经济情况好转，商业稳定上升。这三年甚至被称为“弥敦之治”

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Francis May）在港生活38个年头，是历任港督中居港时间最长的一位，著有《广州方言入门》等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港势力扩展。梅含理秉持英国政府当时的亲日政策，在香港对中国居民采取高压政策，规定凡集会游行须得到华民政务司和警方许可，否则将被递解出境。日本人则得到保护。

司徒拔任上经历了“省港大罢工”和“香港海员大罢工”。 资料照片。

继任梅督的司徒拔（Reginald Stubbs）1919年至1925年在任，经历“省港大罢工”和“香港海员大罢工”。司徒拔站在资方立场，镇压罢工，导致“沙田惨案”发生，英国军警开枪射击罢工工人，死伤者众。

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收拾司徒拔留下的残局，改善港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首次委任华人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在此之前，占香港人口98%的华人，被拒之于行政局之外。1927年，他下令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并拨款资助该系。他取消侵害新界居民利益的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1926年，他51岁生日时，新界乡议局奉上《金文泰制军五一贺寿序文》，并在报章刊载。

历任港督中获得民间团体祝寿者唯此一人，难怪金文泰1930年离港时悲伤地说：“对于我们（夫妇）二人，离开一直很愉快的香港十分痛苦……我宁愿快乐留居于此，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

图为日军占领香港后再皇后大道中举行入城式。 资料照片。

1930年至1947年的香港，四任港督均在动荡和战争的阴影下和香港一道艰难度日。其中，第二十一任港督杨慕琦向日本举起降旗，自己成为战俘，先后被关押于台湾和沈阳等地的集中营。这或许是他个人乃至香港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叹流水落花谢幕

1947年至1957年任职的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和香港一起迎来辉煌。

香港经济于1950年代开始起飞。政府采取自由贸易主义的不干预政策，内地劳动力、经营管理人才和资金的涌入，是重要因素。

舆论认为，葛量洪较为妥善地处理香港和中国政府、台湾当局以及美国的关系。他在1955年10月偕夫人访京，受邀与周恩来总理共进午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港督首次进京。

在葛氏和继任者柏立基（Robert Black）、戴麟趾（David Crosbie Trench）任内，香港由转口贸易港升级为出口导向的国际制造中心。

和葛量洪一样，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任期长达十载，对香港发展贡献较大，被不少港人认为是较好的领导者。

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右）。 资料照片。

麦氏和继任者尤德（Edward Youde）、卫奕信（David Wilson）一样，出身外交官，与过去港督多数来自军队和殖民地部不同，外交系统官员更擅长处理国际关系。这似乎也标识着英国治港方针的调整。1970年代，中英关系正常化后，麦理浩先后到访北京、广州、深圳。他面见邓小平，提出“经济合作，双方受益”主张，亦代邓小平传话回香港叫投资者放心。

麦理浩任内，香港经济增速继续提升，工业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在他治下，成立廉政公署，推出“十年建屋计划”。

尤德于1982年至1986年担任港督，伴随中英谈判进程，斡旋于两国之间，见证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他是唯一在任内去世的港督。

接棒尤德的卫奕信，处于1987年至1992年的动荡期。他坚持中英联合声明，力图确保香港稳定和繁荣，却被英国首相府突然宣布“退休”。外界解读是：英国调整对港政策，由合作转向对抗。

卫奕信的接任者、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或许是历任港督中最“大牌”的一位，有着担任保守党主席和内阁大臣的履历，自称是撒切尔夫人的好友，又深得时任英国首相梅杰的信任。

他颇具“使命感”地频频现身媒体，访贫抚弱，获得“肥彭”的亲民雅号。

然而，彭定康不时制造麻烦。他在新机场建设问题上讨价还价，更在1992年，未经与中方磋商，单方面抛出政改方案，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他的真实目的是，让更多亲英人士进入1997年后的立法会，保障英国在香港回归后的影响力。

彭的举动不仅引发中方反对，连其前任麦理浩和卫奕信也公开批评，说他正在损害香港利益。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资料照片。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卸任香港总督前夕，于香港总督府接过香港总督旗。 资料照片。

1997年，彭定康在雨中离去，人们记住了电视镜头上他似乎眼角含泪的伤感。这一幕，或许倒是28任港督谢幕的合适演出。他们“使命”终结，香港回归祖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一些媒体的喧嚣，有时并不反映实情；少数的所谓“意见领袖”更代表不了主流民意。多数港人，对于英国统治，并无特殊好感。留恋也好，感叹也罢，英治香港已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