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风云：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两国举行和平谈判，并达成了和平协议。

景德元年十二月初七，宋真宗委派左卫大将军李继昌为国使，持誓书与姚柬之往辽营报聘。援助辽国的岁币之数，亦如曹利用所许诺。随后辽国也遣使送来答大宋皇帝的誓书。这两份誓书，是确立宋辽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也是我们研究宋辽关系的重要文献。有必要将两份誓书全书抄录出来。

大宋誓书：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大辽誓书：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

这便是大宋与大辽于公元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一份终结了二十五年征战（从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到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缔结了一百余年和平的协约。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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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可能会习惯性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然而，从前面我们的讲述便可以知道，“澶渊之盟”其实是在宋朝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作了让步而达成的和议，跟城下之盟的性质并不一样。“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宋朝跟辽朝立盟，并非因为战败后，迫于敌人兵锋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两国长年征战，希望达成长远和平。

今人之所以认定澶渊之盟“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这里我们有必要来探析一下“岁币”的性质。不管从宋辽谈判过程中的说法，还是从两国誓书的用词来看，岁币既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19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政府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而从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来看，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二三十万两银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而且，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平均来看，宋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得八十万贯顺差。这其中，政府的官方贸易往来占到了四十万到五十万贯。此顺差使宋朝实际上重新赚回了对辽国的岁贡” 。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财物的损耗还是小事，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宋辽征战，势必有无数的军人与平民要死于战火；而澶渊之盟订立之后，至宋朝与女真秘密订立海上之盟之前，两国实现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间尽管有纠纷、有局部冲突，有勾心斗角，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引发战争。单说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

宋代之前的汉朝、唐朝，为缔约和平，一般采用“和亲”的方式（据学者的研究，西汉至少有16起和亲，隋唐有45起和亲，宋代以后的和亲共计有37起）。宋朝则从无“和亲”之举，辽朝与西夏都曾经向宋朝提出“和亲”的要求，但宋政府都婉转拒绝了，宁愿每年多支付点岁币。今天许多人都能够接受汉唐的“和亲”政策——王昭君与文成公主的故事一直受到歌颂，却无法接受宋代的岁币。我感到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如果以现代文明价值观视之，“和亲”过程中，至少有一名女性被当成政治牺牲品，显然更不应该为现代人所接受。

如果说，汉唐的“和亲”是中世纪式的和平机制，那么宋辽开创的“和约”，则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和平机制。根据“澶渊之盟”的盟书以及后续的系列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

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

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包括：

一、设立“国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外交文书与礼物；

二、每逢重大节日，譬如元旦，两国会互派使臣前往庆贺，一国皇帝、太后寿辰，另一国也会遣使祝贺。一国若遇上国丧，另一国也要派人吊慰；

三、一国新君即位，也会派遣使臣通报对方，对方则致函相贺；

四、凡遣使访问，对方都会给予礼遇，双方通常也会互赠礼物；

五、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

六、两国若发生利益纠纷与局部冲突，都通过派遣代表谈判解决，不致诱发战争。

——近代民族国家谋求建立的国际条约关系，不就是如此么？

“澶渊之盟”告诉我们：军事实力固然是谈判席上最有力的筹码（这一点必须承认），但和平谈判却能够创造出战争无法完成的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