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８日电（记者樊永强、吴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率领红１、３军（即红１、３军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对两个方面军的组织番号进行了统一）和中央纵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并作出进军陕北、把长征目的地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至此，万里长征终于有了明确的目的地。

“毛主席是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并作出这一决定的。”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长征中，中央曾多次改变转移目标，在走了１１个月、行程两万多里后，才确定下了长征的终点。”

红军长征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可靠落脚点的过程。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当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河畔踏上征途，除了“北上抗日”的大方向外，对于要转移到哪里、要走多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徐占权说，长征开始时，称为战略转移，中央最初的计划是到湘西去同红２、６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惨烈的湘江之战后，因敌强我弱，在湖南通道，中央决定转兵去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随后，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召开的黎平会议上，中央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在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央决定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徐占权说，直到１９３５年５月初，渡过金沙江召开会理会议时，中央仍决定去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１９３５年６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会师，在随后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认为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域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粮食、衣被、武器等都缺乏，不利于补充。因此，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但掌握着红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却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９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先行北上。

“在９月１２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认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徐占权说，“一直到这个时候，究竟到哪里落脚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党中央在哈达铺决定把长征目的地放在陕北，意义重大。”

徐占权说，１０月２２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第三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将以陕甘晋为主要发展区域。

“中央作出把长征目的地放在陕北的决定是基于现实考虑并富有远见的，最后实践证明也是完全正确的。”徐占权说，１９３６年７月，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同红２、６军团一道共同北上，并于１０月完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至此，长征全部胜利结束，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基地和总后方。（武安悦）

中央红军八次选择长征落脚点罗军生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回系战略转移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为此，在长达一年的艰难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曾先后选择了湘西、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边、川西、川陕甘、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等地作为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但都没能实现，直到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才站稳了脚跟。

长征之初计划到湘西去落脚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在中央把持领导权的博古、李德的意图是：带着部队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打到湘西去，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然后重振旗鼓，创造新的根据地落脚。其具体部署是：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中央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围绕在中央纵队的前后左右进行护卫，力求对敌避战，迅速夺路西进。由于转移初期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中央红军的手脚完全被束缚了起来。因此，从开始突围时起，红军就处于被动地位，到１２月１日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长征出发时的８．６万余人锐减至３万余人。

这时，蒋介石及其参谋团也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在湘黔边境上集结近２０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以阻止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很快布好了一个口袋阵，企图让红军主力成为囊中之物。

面对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仍机械地执行前往湘西的计划。１２月９日命令中央红军按原定方针西进攻占通道，再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命令各军团首长“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

如果按这一计划行动，中央红军将与五六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作战，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

危急的情况引起了包括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在内的一大批党内、军内重要人物的极大忧虑。毛主席在行军途中，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新形势，力主部队应该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建议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他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赞同。

１２月１１日，红军占领了湖南的通道县城。

次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户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解决处于危急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

会上，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主席明确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他的建议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赞同。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博古，见与会的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无奈地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会议没有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只是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问题，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会后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在１３日入黔作战的命令，对各军团的具体军事行动作了部署。

黎平会议决定在川黔边落脚

通道会议之后，红军主力由湘入黔，于１２月１５日占领贵州黎平。１７日，中央纵队进驻黎平。

由于博古、李德并没有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１２月１６日，军委还在命令红一、九军团进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切说明，必须迅速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

为此，中央政治局于１８日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仍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会上，博古认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已经躲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目前完全可以沿旧路入黔，然后向东转入湘西，再一直向北，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托人在会上转达了坚持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见。毛主席则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主席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这一战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