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于卧床不起。1981年2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汇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这位纯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作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50多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

应该说这是宋庆龄在生前对李姐对自己身后葬到何处所做的 遗言。说明她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作出的最后决定——安葬到父母身边，活着不能尽孝，死后要尽忠尽孝。

应该说，她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父母身边尽忠尽孝的思想，说明她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一番道理的。

另外，作为“宋氏三姐妹”，庆龄爱国、美龄爱权、霭龄爱钱，这是人人共知的。再说海峡两岸没有统一，山河破碎也是庆龄不愿意看到的。她虽然多次想让妹妹归来，也是情有可原的。在她心目中，国事也是家事，家事也是机事。作为家中二姐，她更愿意看到国统家圆。所以她不葬在南京紫金山而与父母合葬，是在给她的妹妹和弟弟做榜样，呼唤他们的归来和国家的和平统一。

再者，她的生前友好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是她的传记作者，在《宋庆龄》一书中作了最好的诠释，他说：

“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李燕娥的骨灰盒迁返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姐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副主席之间长达50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入人间最美好的篇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我算不算共产党员？”

宋庆龄病重后，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宋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入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绝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

邓颖超坐在宋庆龄的床前，拉着她的手，两人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邓颖超真诚地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副委员长，你现在还想提出入党申请吗？”

宋庆龄欣喜地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又明确地对邓颖超说：“不要再称呼我副委员长。”

邓颖超笑着说：“称您宋庆龄同志好吗？”

宋庆龄内心充满喜悦，含笑频频点头。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紧急抢救，第二天早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她再次向前去看望她的邓颖超、彭真和王光美提出入党要求，并且接连重复了三遍。邓颖超等人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共产党，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

15日上午10时30分，宋庆龄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16日上午，邓小平专程来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衷心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宋庆龄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一结束，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廖承志便驱车直奔宋庆龄家里，告诉她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既是她个人的骄傲，也是党和国家的光荣。

人生最后一刻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第一号。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

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摄氏40.2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寄往宋庆龄家里的慰问信件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

20日上午9时，宋庆龄同一直守护在她病榻旁边的廖承志做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这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了足足20分钟。

廖承志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他们只好用英文来交谈。

“叔婆，您觉得怎样？”廖承志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以来，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尊称宋庆龄的专用语。宋庆龄强睁着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他。她说话时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宋庆龄指的是成为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弥留之际的宋庆龄喘得很厉害，要说一句完整的话极为吃力。廖承志很紧张地俯身侧耳去听，他感到不能再让她痛苦地勉强讲话了，说道：“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容，并且还一再点了头。那以后，她就处于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了。

廖承志后来向人们解释道：“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甘共苦50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画了简单图样。”

22日，宋庆龄惟一健在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纽约发来慰问电。

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

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宋子良 　

同一天，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和她的丈夫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看望了她们病中的祖母宋庆龄。25日，她们再一次看望祖母。孙穗英、孙穗华轻声叫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您了。”这时，宋庆龄睁开双眼看着她们，微微颔首。孙穗英姐妹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啊！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听后，面露激动之色，并再三颔首。

尽管人们都在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

1981年5月28日晚上11点多，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终于无效。5月29日晚8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和其他亲属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昂、黄寿珍、陈燕，在抢救期间，都守候在她的病床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的住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宋庆龄遗体致哀。

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当晚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告知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些亲属是：宋美龄、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侄孙满、孙乾、蒋经国、蒋纬国、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强。同时发表公告，欢迎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和好友前来参加丧礼。中华航空公司专机可到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宋庆龄治丧委员会支付。

遗憾的是，6月1日，台北电报局给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加急业务公电”，表示“拒绝收受”。

6月2日下午，首都近百万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遗体移送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6月3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名誉主席。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对宋庆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党、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像雪片般飞来，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吊唁活动。

6月4日晨，宋庆龄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当天上午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了安葬仪式。在哀乐声中，宋庆龄的骨灰安然放入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穴。墓碑上镌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战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却不愿挤进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分享孙中山先生的光辉，而心甘情愿地同她的父母和“李姐”葬在一起。她是人民的女儿，堪称万代楷模。

请允许我用宋庆龄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结束语：“假如一切事情要再重复一次的话，我还是愿意同样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