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tel，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tel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徊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慧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主席申辩。在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请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

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1960年元旦，张闻天大病未愈，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战斗的行动中去。”3月7日，张闻天刚刚出院，又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刘少奇，“要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表示“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当一个研究员或通讯员”，或“到下面做点地方工作”。

张闻天又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请求安排工作。邓建议张闻天，今后可以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即于10月8日致函毛主席、党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时期内能够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并提出“能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量”。此后又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谈，刘对他说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劝他以后在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找富春同志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意识到，所谓“里通外国”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不过，搞经济工作他还是乐意干的。10月21日他约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与张闻天见面并很热情，说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呀，可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连我也不满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张闻天这样的“求职”信写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这让张闻天万分苦闷。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挂“特约”二字的唯有一个张闻天，这意味着并不需要他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只是一个“闲职”而已。好在张闻天对这种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后告诉刘英，笑着说：“只要有事做，就行。”并立即通过中科院党委，介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接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主席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而毛主席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主席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主席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主席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

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位青年人把鸭架子包好带回家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正怀孕。闻天同志正像和风春雨，润物细无声……”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对这位忠厚长者感激莫名。经济所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张闻天仿佛找到归宿，1961年1月20日，他给毛主席写信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还有问题，在这方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他曾说：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住的！这时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过读书笔记来记录和表述的。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万字。

1961年夏天，张闻天利用到青岛度假的两个月，精心研读《资本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结合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临窗思考，海边漫步，都离不开活跃在他脑海中的沉重话题。8月10日，他用了10页篇幅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和误解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8月16日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写于9月15日的长达54页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针对1958年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认识和实践，相当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张闻天理论思维的深邃，突出地体现在突破教条的束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前人和同时代人未能解决或不敢说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否定“阶级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张闻天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庐山会议以来的一贯看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张闻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