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就是“突破了以往作品中‘权贵的文革’和‘知识分子的文革’，为展现平民眼中的‘文革’提供了一种解读”。

1972年，16岁的中学生徐星，给漂亮的女同学颖滔写了生命中第一封情书。这个父母被下放到西北，独自在北京过半流浪儿生活的少年，遭遇过种种世态炎凉。因此，在给颖滔的情书中，他更多的是倾诉这种精神苦闷和对时局的怀疑。单纯的颖滔接到这封未署名的情书，惊慌失措，迫切地需要得到“大人的意见”，她考虑再三将信交给了自己信赖的班主任。岂料这名有着公安经历的中学老师通过笔迹鉴定查找到了情书的作者，徐星旋即被捕入狱。

———这是作者徐星的真实经历，也是他新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切入点。

上世纪80年代，全聚德烤鸭店职员徐星凭借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轰动中国大陆文坛，被视为“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1989年，他接受西柏林艺术大学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1994年回大陆定居。2004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出版，徐星似乎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1994年回国后，徐星主要靠教外国人学中文为生，租住在当年全聚德分给他的地下室里。2001年，这间地下室被窃贼洗劫一空，45岁的徐星突然成为赤贫者，被迫在网上拍卖著作权。这两年他的书陆续在国外和大陆出版，但依然无法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经济现状让他无法自己出资拍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由法国电视五台投资拍摄。值得一提的是，法方比徐星更害怕这部片子过于尖锐，担心如果“碰线”，以后再也不能在中国赚钱了。这也是徐星始料未及的。

徐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绕不开“文革”。“那段历史对我的影响太大，必定是终身的，它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也是拍摄《我的文革编年史》的缘由。”历时两年，2007年底，这部纪录片完成剪辑。片中有两条主线，其一是徐星个人的“文革”经历，以一封情书给一个钟情少年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来折射“文革”浩劫对人性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其二是追踪“文革”时期的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故事，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徐星以自述者和寻访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片中。

寻访中，有不少声音对徐星的触动很大。

重庆沙坪坝有座著名的红卫兵公墓，其中却有一座无辜丧生女人的墓碑。她的两个儿子告诉徐星：1968年，重庆红卫兵发生大规模武斗，在逃难的路上，母亲被山上飞来的流弹击中心脏，顿时倒下，睁大眼睛痛苦地盯着两个孩子。而此前他们为了表明是逃难的老百姓，还特意穿上了白色的粗布衣裳。哥哥见状赶紧脱下衣服向山上挥舞示意身份，未料却引来了更多的子弹，路边民居里跑出来一位好心的农民将哥俩拉入屋后的院落。而今，救人和杀人的都还活着。

在意大利使馆的看片会上，一位老人站起来说，他曾问过现在的青少年什么是“四人帮”，有说是马恩列斯的，还有说是四大天王的，答案千奇百怪。让徐星在大为惊叹的同时，也深感担忧。也许，这更表明了尽早还原历史、反省历史的重要性。

因为情书被捕后，徐星将深深爱慕的初恋对象颖滔从脑海中“删除”了。30多年后，为拍这部纪录片，颖滔特地从美国赶回北京。两人对坐，娓娓道出往事。当年老师的举动也出乎颖滔的意料，她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悔恨却无能为力。机场告别时，这位消瘦的女子不住地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这是片中惟一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并表示歉意的受访者，在拍片过程中，徐星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声音。

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影片中通过受访者追忆了这件惨案，卞仲耘的丈夫面对镜头的神态与表情十分凝重，长时间的沉默无语让人感到窒息。他在妻子被打死的第二天去买了一台照相机，拍下了妻子伤痕累累的尸体。孩子们将母亲的灵堂装在一个柜子里，没人的时候才敢打开柜门哭泣。而直到如今，参与这件事的红卫兵无一人站出来哪怕道一声歉。

而徐星本人，也试图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当年那位告发他的班主任，不过并没有结果。“我一点不恨那个老师了，我只想找到他见个面。他当年也是为了自保，他的行为没有让我失去生命。而那么多在‘文革’中无辜死去的人，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据《凤凰周刊》张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