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图）

1948年，在解放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南线战略决战的紧要关头，粟裕三次向党中央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证明：如果当年没有粟裕将军卓越的胆识，一切从战局的实际出发，及时地向中央力陈自己独到见解；如果没有以毛主席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胸怀宽阔、虚怀纳言、从善如流，不失时机地采纳粟裕的意见，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也许就不会有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淮海战役的伟大篇章。

对粟裕的功绩，毛主席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中原逐鹿”的关键时刻，“子养电”斗胆直陈，集中兵力中原歼敌

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4个纵队集结于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新式整军，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作准备。

这时，中原战场的胜负已成为国共交战双方战略指导上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为改变他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以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于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毛主席为实现用5年左右时间打败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经略中原，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根据他对中原以至全国战局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作战和建军的重要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分析决定战争胜负及其发展趋势诸因素的时候，除了政治、战略、兵员数量以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

这份电报早在1947年12月10日就起草好了，粟裕又继续观察思考40多天，方才果断发出，并且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当时他虽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考，与中央军委一再强调的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的仗的指示，显然是不同的。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在干部大会上进行战斗动员。

中央军委下令渡江南进的时候，粟裕再陈：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

粟裕的“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已经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并正在为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毛主席与陈毅正在商定一个重大行动计划：拟令粟裕率部渡江南进。

五天以后，1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电令粟裕，要他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是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电报说：“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请粟裕“熟筹见复”。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感到，中央的决策与他的建议大相径庭。他一方面积极研究执行中央军委的指令，提出了渡江时机、路线和方法的具体方案，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另一方面则反复深入研究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方略。经过3天的缜密思考，他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接到粟裕的电报，毛主席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认为从调动中原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战法的建议。

2月1日午夜，毛主席起草给粟裕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指令他们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渡江时间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第三次直陈：建议第一兵团暂不过江

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十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特别重要的是，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相反，如果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我3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10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在无后方条件下连续作战，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方面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他又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认为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战略行动，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4个主力军。这4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敌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它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蒋介石不会把他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是火系部队，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调不走敌人的4个主力军，我3个纵队又渡江南进，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歼灭战。如果3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歼敌3个至5个军。

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

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而且部队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在上报中央之前，粟裕又将他的建议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这些情况，也促使他采取谨慎态度。

但是，粟裕又想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的时候，理应结合战争的全局来思考，从战略全局考虑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可能对全局的战略决策有参考价值。既然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看准了，就要敢于承担历史责任。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建议，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这样，三线密切配合，推动战局较快与较大发展。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城南庄会议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缓过江，粟裕觉得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接到粟裕4月18日的电报，毛主席在4月2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25日，毛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豫东、济南大捷扭转中原战局

中共中央决定把粟裕兵团渡江南进时间推迟4到8个月，给予他们在中原地区歼敌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旅的作战任务，在实践中检验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证明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集结有25个整编师(军)57个旅(师)。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控制着郑州、开封、徐州、蚌埠、信阳、商丘等城市，以及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交通线。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邱清泉兵团在鲁西南，胡琏兵团在驻马店，孙元良兵团在郑州，张轸兵团在南阳。

粟裕审时度势，权衡利害，选择“不打五军(即国民党整编第五师)、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

不打五军，先打开封，许多同志没有想到。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对粟裕说：“502啊，难怪人家说你打仗跟别人不一样，拗着来。”

“这没有什么不好嘛!”粟裕笑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家所贵嘛。连自己都想不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

攻打开封这着棋，果然出乎敌人意料。6月17日华野部队突然兵临城下，只用5个昼夜，就攻克了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全歼守敌3万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1万人，共歼敌4万余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睢杞战役中，蒋介石为解区寿年兵团被我围歼的危机，竟先后调动了32个正规旅及1个快速纵队、1个交警总队，共出动兵力27万。为挽回不利战局，蒋介石竟亲自赴前线指挥和督战，但最终也未能挽回败局。整个战役，我军既打援，又攻坚，灵活机动。经过6天激战，我华野歼灭区寿年兵团团部、整编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一个团，接着又给增援的黄伯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计歼敌5万余人，活捉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豫东战役的胜利，不仅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达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10万人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形势急转直下。豫东战役以后，不到半年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兴奋地说：“解放战争已经过山坳了！”他还对陈锐霆说：“你回去代我问粟裕同志好，告诉他，我把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

1948年9月16日夜，正是中秋节前一天，粟裕率华野东西两兵团按照预定的“攻济打援”计划发起济南战役。整个战役只用八天八夜就攻克济南城，全歼守敌10余万人（包括起义者两万余人），生俘王耀武等国民党将领23名，并迫使临沂、烟台等地敌军弃城而逃，山东全境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都获得解放。

中共中央对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了”。

济南战役最重要的意义，是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并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加快了整个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历史进程。

在“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的关键时节，提出三个关键性建议

9月24日早晨7时，当济南城内巷战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粟裕判断攻济战斗已稳操胜券，随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他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主席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两步作战改为三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10月11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之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和苏北打成一片。然后，华野分为两个兵团，以5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其余主力组成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在中原作战。这个部署仍然是人们所说的“小淮海”。

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进至徐州、蚌埠地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预见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形势要求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为此，10月31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中原局，表示遵令于11月8日晚发起淮海战役，同时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粟裕第二次献策。

粟裕的电报传到西柏坡的时候，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当即研究同意，于次日（11月1日）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士认为，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一面紧张地组织指挥部队对黄百韬兵团及其援军实行分割包围，一面冷静地观察分析当前敌情和全国战局，预测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筹划下一步以及未来几步的作战方案。他与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彻夜长谈，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敌人可能采取的方针，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他们认为，很有必要把他们的判断和建议立即报告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中原局。于是，粟裕冒着严寒，奋笔疾书，起草电报，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稿时已是旭日东升。他和张震郑重签名，注明 发报时间：齐辰（即8日7时到9时），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亥（9月1——23时）

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已经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歼灭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于徐州及其周围地区。

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蒋介石集团被迫实行了粟裕所说的“第一种方针”。11月4日，蒋介石派顾祝同到徐州“剿总”，传达蒋介石的决定，调整作战部署。这时，离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只有两天时间了。华野迅速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截断徐州之敌的南撤通路，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在徐州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想要退守淮河也不可能了。这正是粟裕设想的最佳态势。

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中，粟裕频出奇谋，三次献策，对于中央军委作出举行淮海战役并发展成为南线决战的决策，使“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主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时候，用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师)。八个月后淮海战役结束，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62个旅(师)，是中央军委提出的最高指标12个旅的5倍多，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给淮海战场造成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既可利用这个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又可乘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根据粟裕的指示，华野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作出部队休整计划，发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

当时，广大指战员创造了许多攻心战法，阵地广播、释俘劝降、发射传单、给蒋军士兵送饭等等，造成了“四面楚歌”的强大声势，促进了蒋军的动摇和瓦解。

粟裕还亲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劝降信。

华野包围圈越缩越紧，蒋军阵地越来越小，蒋军空投物资大量落在华野部队手中。加上时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蒋军官兵饥寒交迫，把包围圈内老百姓的门窗甚至棺材板都烧光了，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夺吃的，蒋军官兵互相残杀，甚至活埋伤兵。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纷纷携械投降。在华野发起总攻以前的20天内，蒋军被毙伤、瓦解10余万人，其中整连整营投降的就有1.4万余人。到华野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了不足20万人，只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歼灭了。粟裕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的办法，保存长江以北的部队，认为靠现有力量突围是下策。可是处于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既无机动兵力可调，又因内部矛盾有兵也调不动，不得不下令杜聿明突围，并且悍然下令使用毒气弹。杜聿明集团奉命行动，左冲右突，四处碰壁，寸步难移，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分头突围，自寻生路。

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到敌人的动向，估计杜聿明可能突围。粟裕说：“杜聿明现在是内无粮草，天天挨炮，外无援兵，天天减员。天也和他作对，飞机只能高空飞行。因此，敌人见天上地下来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能企图拼死突围。虽然敌人是回在笼内的老虎，但要准备他逃出笼来打。”决定乘敌人调整部署、兵慌马乱之机，于1949年1月6日发起总攻。

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从1月6日16时到1月10日16时，经过4昼夜96小时激战，华东野战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残部近20万人，生擒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潜逃。

至此，蒋介石集团的“五大主力”消灭殆尽。新一军、新六军消灭在东北战场，整编七十四师消灭在孟良崮，第五军、第十八军消灭在淮海战场。

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共歼灭国民党1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

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中，粟裕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

毛主席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摘自《粟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