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流落去西川，

三分社稷传两代。

——《乾坤万年歌》

前半句，透着强烈的三国演义人文观念，隐含着一个前提——与绝世英雄曹操相比，刘备才是正统。天下江山本应该是人家大耳朵刘玄德的，可是让曹阿瞒这厮给抢走了一大半……

插播：隆中对才是魏蜀吴三国的宿命

正统之分也就是好人、坏人之分。小孩子看电视，一定要先问清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如果你说这部电视剧里没有好人、坏人之分，那么孩子的眼神就会非常困惑——没有坏人，他不知道应该防范谁；没有好人，他就不知道应该依从谁。

儿童正是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他们心智未开化，对外界环境了解不足，思维中的未知范畴比较广，而未知就意味着危险和恐惧，所以他们一定要弄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以保护自己。

相比儿童，成年人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要充分得多、理性得多。但如果这种观察与认知仍停留在原始思维阶段，那我们的表现就会与孩子别无二致，反映在传统文化中就是简单的是非二分法、忠与奸的两个极端性认知。国粹京剧之中，人物一定要有忠奸之分，没有也要有，有忠奸对垒，忠奸不两立，冰炭不同炉，并且还要将这种观念直接体现在人物的外形上，奸臣必然是大花脸，忠臣就一定得是满脸正气。

陈寿一部《三国志》混杂在众史书中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等罗贯中突发奇想以忠奸二分法将其修订为小说体《三国演义》，就立即走红大江南北，就是因为这简单分类方法正契合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脉门上，最对我们脾胃。

说了这么多，刘备到底是不是正统的呢？

他凭什么正统？就因为他姓刘？那被他耍得泪流满面的刘表和刘璋又该怎么说？

把刘备当成正统，是最典型的家天下思维；实际上，刘备与曹操、孙权并无二致，都是乱世的枭雄。《世说新语》中有一段故事，可以形象贴切地为我们提供一个刘备的历史定位：

曹公谓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

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曹操问裴潜：“你以前在荆州时与刘备共处，你看刘备的才能怎么样？”裴潜回答：“倘若刘备在中原，只能扰乱人民，不能治理好；如果在边远险阻地方，他足够做一个独当一面的霸主。”看裴潜的话，可知所谓的“治世之奸贼”，原来说的是我们善良的大耳朵。

这个评价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刘备这个人天生就是给人添麻烦的高手，把他放在中原，他只会给人民群众添麻烦，还谈何治理？把他放在边关，他就会给边关外的人添麻烦，这当然是好事了。

那么，刘玄德都是怎么给大家添麻烦的呢？

史载，刘备曾下令禁止百姓酿私酒，凡是在百姓家中搜出酿酒器具者，一律问罪。有一天，简雍与刘备一同出行。路上有男有女，简雍就对刘备说：“快，快逮住那一男一女，他们要当街野合！”刘备大惊，问：“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干这种事儿呢？”简雍答道：“因为他们身上都带着干这事的工具啊！”刘备哈哈大笑，就废除了禁酒令。

其实酿酒这桩事只是小菜一碟，刘备攻取四川的时候还玩过更狠的。

刘备在攻刘璋之前，对士兵们宣布：“只要拿下四川，库府里的金银财宝你们随便拿，都归你们了，孤王不取一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库府里的金银财宝，三军将士拼了老命，顷刻之间成都拿下。士兵们抛下兵器，每人拎麻袋数十条，蜂拥冲入库府，霎时间就见原本充盈的库府只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等士兵们兴高采烈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财宝出来，却见门外早有告示：“为了统一市场，稳定物价，杜绝非法交易，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自即日起禁止非法交易，所有的交易都要在官市中进行，违令者没收交易工具……”

士兵们扛着财宝到官市一瞧，嘿，这里还有一招更损的：官市交易，必须要使用刘备铸的大钱，别的货币统统无效；要想进行交易，你得先拿金银财宝去刘备那里换筹码……结果士兵疯抢了半天，白白落了个贼名，手中的财宝全部换成了筹码，而刘备发财了。

《三国演义》中说刘备逃亡时数十万老百姓哭爹喊妈地跟在后面，这就是罗贯中瞪大眼睛说瞎话了，老百姓跟着刘备干什么？还嫌被这厮玩得不够啊？

不过话说回来，刘备确实没给荆州人民添什么麻烦，倒是诸葛亮把荆州地带的游客给蹂躏惨了。史载，曹操水陆大军齐下，旌麾南指，刘琮束手……就在刘琮欲束未束之际，刘备考虑应战，可是当地百姓数目太少，都送上前线去也不够曹兵砍的。正发愁呢，诸葛亮献上一计。诸葛亮说：“荆州的人口少，那是指有户口的固定人口，其实流动人口并不少；我们搞一个流动人口统计，命令所有流动人口都如实上报，然后再把他们组织起来，送到前线去让曹操砍，不信累不死他……”这就是荆州人民扶老携幼跟在刘备后面跑路的历史原貌了。不跟着刘备跑不行啊，你不跟着跑他宰了你。这就是裴潜所说的刘备不能治理人民的原因了——男女老幼都被他送到前线，把这种人放在边关，那他的对手岂不是活活为难死？

不过话又说回来，把群众组织起来送上战场是战国商鞅的首创，而且刘备玩这个还算不上是优秀的，曹操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高手。

官渡之战后，曹操拿下了冀州，于是就兴冲冲赶去视察。到了冀州，当地名士崔琰来接待，拿出当地百姓的户口来一看，足足30万人。曹操大喜，立即吩咐道：“马上把这30万人编成军队，组织训练，我带他们去拿下荆襄……”崔琰说：“我反对。冀州百姓饱受袁绍的蹂躏，被迫拖家带口上前线去打仗，这是何等不人道的啊！冀州百姓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朝廷来解放他们，可是你曹操来了，不说恩惠百姓，反倒想再把他们拖入战争中送死，这岂不是让他们失望？”曹操点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就把崔琰抓起来，削光头发，押到劳改营中做苦役。没过多久，曹操又说：“崔琰这厮不认真接受改造，天天捻着胡子，分明是抗拒劳动改造，杀之。”于是崔琰就被定点清除了。

我们注意到，刘备能够成为与曹操齐名的人物，那是因为他们都熟谙统御民众的策术，这使他们成为了继刘邦时代以来又一批风云人物，一个人能够把法家思想精华的御民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就意味着脑子不简单，肯定不会停留在原始思维阶段。这样的人物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市场，在东汉末年的特定时期那就更免不了捞得盆满钵满。

那么，东汉末年这个时代又有什么特点呢？

此时，民众中暗潮涌动，知识界雄心勃勃想要问鼎权力，与太监集团展开了残酷血腥的对搏，结果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与太监们同归于尽，最终迫使民众追随了天师教。

小吏张陵辞毁不任，入山修习道术创天师道，固然是与人类文明的进展合上了拍，也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特点有关。

汉光武帝刘秀以武力起家一统天下，加上边关匈奴人马跟着起哄，搞得文士书生纷纷投笔从戎，正所谓“宁为百夫长，勿为一书生”。

到了东汉第二代汉明帝时，理论上这个时期应该是狠抓思想教育了；文化舆论宣传阵地，你皇帝不去占领，知识分子就会跑上去趴窝。小吏张陵正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才躲入深山完成他的天师道理论建设；如果汉明帝脑子稍微明白一点，也会立即把儒术抓起来。

汉明帝舍近求远，放着钳制民众思想的儒术不用，跑到西域去求佛——求佛是好事，应该表扬，可是佛学刚刚进入中国，怎么也得有个适应期吧？这个适应期往少里说也得三两百年，汉明帝他等得及吗？

理论建设上一片空白，导致了民众思想混乱，知识精英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契机，跳了出来，企图问鼎权力。但是比知识精英更快一步抢占了权力真空的却是太监，因为他们距离权力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