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公麟《诸夷朝贡图》

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地球上还没有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只是存在着相互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就地缘关系和相互接触作用性来说，古代东亚地区的确存在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由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长期外交关系互动而形成的“朝贡-册封”秩序。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势力相对强大的政权，为了保卫其核心地区的政治安全，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朝贡-册封”秩序。朝贡的范围所包含的具体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相应的缩小或扩增，但其基本地域并无多大出入。“朝贡-册封”秩序所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东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琉球群岛及日本列岛(其中日本与体系互动是间接性的)；西边经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的爱乌罕、浩罕王国等诸国，南边主要包括安南、缅甸、老挝、柬埔寨。“贡封秩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为萌芽、孕育时期，汉唐时基本确立成型，宋元时期进一步充实，明清时成熟完备达到顶峰，然后由盛而衰，并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为“条约体系”所取代，寿终正寝。

古代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贡封秩序”，经过千年多的，多种形式的发展，衍生出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的外交规范和制度。

“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和平主义不干涉政策

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深受孔孟的“仁”“义”“礼” 影响，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维持“贡封秩序”的主要责任是由中国来担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四方八面具有权力，去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以及文化渗透。武力扩张征伐，徒损耗国力，陷入安全困境而不能，同时还形成边际效应，带来沉重的经济社会负担。除极短暂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武力征伐外，大部分时间，在“贡封秩序”下，维护了和平的局面。

汉朝由于对朝鲜兴兵动武，损兵折将，消耗粮饷，遭受重大损失。司马迁在《史记·朝鲜列传》中写到：“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河诬功，为兵发首……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帅莫侯。”隋朝时期的杨广覆灭，与对朝鲜半岛的年年征伐有着密切的关系。故“驭夷之道，守备为上”，宜采取《春秋》“来而不拒，去而不追”之道。可见，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相反，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皆是如此。

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

“贡封秩序” 所构筑的东亚机际秩序维护，一方面来自中国强大实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主动融入这种秩序，内化吸收当时先进的文化制度。换言之，周边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朝贡与册封，决定权不在中国，而在朝贡国一方，大部分时候他们是主动融入朝贡册封体系之内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等儒家文化制度的根本精神对周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大多“事大至诚”，以“藩邦”自居，谨守“臣节”。一种秩序抑或体制的存在，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东亚的主体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构建东亚自己独特内涵又不失现代性本质的东亚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贡封秩序”下，中国周边国家处于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之内，东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使得周边国家深深嵌刻着儒家文化的印记。

在唐朝强大的国势影响下，东北亚的日本、新罗、渤海国等积极效法内化中国的文化制度。周边国家大体上都仿照中国建立封建统治体系，推行儒家的统治思想。镰仓时代以前，日本的早期儒学主要受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以及朱子学的影响。同样，韩国学者也普遍认为：“至今，儒家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