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方六    

为什么要写作本书？是笔者第一件要交代的事情。    

首先声明，笔者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了赶热点，卖书，只是想把公众心中的疑惑及时表达出来。至于真相如何，并不是本书所能完成或给出答案的。    

在曹操墓真伪的强大争议浪潮中，笔者被媒体推到了“反方”的浪尖，成为“反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中，笔者的身份都是质疑人士。2010年1月6日下午，笔者应邀到凤凰卫视，参与《一虎一席谈》节目的现场录制。到现场一看，笔者与中国政治大学教授黄震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等先生一起，被安排在了“反方方阵”。    

为什么硬要让笔者成为反方代表？笔者也想不明白。或许，因为笔者是第一个把曹操墓发现这一新闻发布到博客上，又连续质疑吧。    

在曹操墓发现的次日下午，即2009年12月28日下午，笔者与正方“挺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先生，接受新浪网在线访谈时，笔者与刘的观点还是相同的，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但之后在细看媒体上公开的考古信息和发掘资料后，特别是刘庆柱先生抛出“六大铁证”后，笔者觉得颇不对劲。更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专家拿着“学术权威”这根大棒，向质疑者挥舞，笔者觉得这样太过分了，有违学术道德，于是在博客中发表了十来篇博文，公开了自己的反对观点。    

笔者不能断定新发现的曹操墓就是假的，只是质疑，因为笔者不是考古专业人士，没有野外考古经历，充其量是研究考古史的专家，而不是考古专家。更重要的是，西高穴墓葬的详尽考古资料都还没有完全公布。所以，笔者缺乏来自考古一线的实物资料，反驳和质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何况否定它。    

但是，笔者是猾众的一分子，完全有质疑的权利和澄清真相的义务。国家兴亡还匹夫有责呢，考古认定的真伪之辨，也不是一些考古小圈子内的特权。相反，如果连外行人提出的问题，都不敢面对，或是解决不了，要说违心话，更加说明里面真的存在问题。真金不怕火炼，真有铁的证据，还担心考古学认定的结论被推翻？还用三番五次请专家，搞媒体公关吗？    

质疑，是一种科学而又有学术良知的品德。没有质疑，就没有考古的进步和历史真相的澄清。再权威的考古专家，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就是百分之百可靠和正确的。就如笔者在本书中的观点一样，也会有问题。    

1916年5月，广东台山人黄葵石，在广州市东山龟冈买下一块地建住宅，在挖地基时不经意地发现了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此墓中出土了铜器、陶器和玉器等许多随葬品，木椁板上刻有“甫一”“甫二”“甫五”“甫十”“甫廿”等文字。从出土的陶器铜器上刻有的铭文看，可以断定为西汉初年墓，正是南越国存在的时间。最令史学界激动的是，铭文上有“南越文王胡冢”字样。    

此事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当时的整个中国学术界。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的墓葬，因为赵叫过“南越文帝”，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大师能看走眼么？当时并没有多少怀疑王国维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问题出来了：真正的第二代南越王墓被发现了。    

当时，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准备在广州老城区北面解放北路越秀公园西侧的象岗上，盖几幢宿舍大楼，在挖掘大楼基础墙坑时，一位民工使用铁锄时碰上了硬物，震得虎口发麻，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大块石头。再向下挖，就挖出了古墓。    

1983年8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三方组成的考古队，对赵墓进行全面发掘，此墓二千年来竟然保存完好，未遭盗墓贼光顾过，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其中有一枚“文帝行玺”，金质的，最引人注目。“文帝行玺”的出土，不只直接证明了墓葬的主人身份，还透露出了一个重大历史秘密：作为蕃国的南越国，当时竟然另立中央，背着西汉中央政权私刻帝印。    

考古允许大胆推测，但要细心求证。下结论时，应加倍谨慎。十条证据中，哪怕九条都是可靠的，只有一条是存疑的，都不能把话说满。这是一位考古前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话。西高穴墓葬考古做到这一点了吗？没有过得硬、无疑问的东西出土，哪怕历史上真是某人的墓，也不能作出考古学认定吧。    

1951年，时平原省清理发掘山东东阿曹植墓。考古消息公布后，此墓到底是不是曹植墓，真正墓主是谁，因为当时没有能证明墓主身份的东西出土，争议了20多年，河南、安徽的专家都曾撰文提出异议。一直到1977年，“陈王陵”的墓砖铭发现了，才没有疑问。    

新发现的曹操墓，同样面临曹植墓当年的尴尬。在没有比“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虎大刀”石牌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发现之前，曹操墓的争议，恐怕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