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2010022期封面：鸭绿江上的枪声

鸭绿江上的枪声

中国和朝鲜唇齿相依，两国边境线全长1334公里，其中陆界45公里，水界1289公里。60年前鲜血凝成的友谊随着时光的流逝有所改变，2009年5月朝鲜“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声明)，将这两个国家的分歧首次公开呈现在世人面前。

插播：中朝边境城市自由行之旅

2010年6月4日凌晨，朝鲜边防军枪声响起，3名“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的中国公民殒命，鲜血流进滚滚鸭绿江。巧合的是，之前的“天安舰”事件当天被韩国正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严正交涉”下，朝鲜方面很快拿出调查结果：“此系一起偶发事件”，并表示将严惩肇事者。

《中国新闻周刊》特派记者前往丹东，探访事件原委，获得诸多独家曝料，发现在枪声背后，中朝边境上存在经年的灰色民间贸易。从事该贸易的商人们在鸭绿江上过着冒险的生活，不但要承受风波之险，而且还要提防中朝两国关系微妙变化带来的波及。

浪头湾。血色夜

朝鲜边防军枪声响起，3名中国公民殒命，鲜血流进鸭绿江中，瞬间不见踪影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丹东)

出租车司机马友峰，在丹东市里拉活儿，这天下午，他家媳妇说，亲戚家有个孩子伤了，得去看看，你去不？

马友峰问，出啥事了？媳妇说，在江上跑的，被腔打了，高丽人干的。在本地人口中，“高丽人”要比“朝鲜人”说着顺口。

在江上跑的，这是当地人禾念熟的表达方式，那些有门路胆子大的年轻人，被称为“船辽子”，开着四个或者更多个马达的艇子，从鸭绿江的这一边开出去，横穿整个江面，与那边的朝鲜人做买卖。

在当地人看来，这平常不过，易货交易，各取所需，“不算犯法吧”。

受伤的“孩子”其实已经成人，跟在孙老二手下干活，跑船做买卖。孙老二是丹东人，家里养了很多船，很多伙计，长年做边贸生意。

“孩子”的一条腿被子弹透出一个窟窿。

“不去。”马友峰甚至都没有多问细节，这多大的事儿，江面上的人，三天两头有事儿，头破血流，满身是伤，有啥好稀罕的。

在丹东市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身边发生的那起枪击案，不是不关心，而是觉得没有必要。

不过，6月4日晚上，与“孩子”亲密接触的那颗子弹，以及另外几颗，引起的关注度，要比以往任何一次江面上的事故来得强烈。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同朝方进行严正交涉。

凌晨枪声

“孩子”的名字，马友峰怎么也不愿意说，江面上的事，多少有点不光彩。

所以，“孩子”拖着受伤的腿，很快隐没于鸭绿江边的一个小村庄里，这让外来探访的各路记者感到无奈。

事情发生在浪头，这是个小村镇，距离丹东市区20公里，沿着鸭绿江边的公路，开车一路往南，江水即将入海的那个湾子就是。

6月4日那天，浪头的夜从江面上升起来之后，“孩子”坐的小船离开岸边，向对岸驶去。

船上还有3个人，都是给孙老二干活的，据说其中一个是延吉朝鲜族人，在船上做翻译。

朝鲜那边产铜，缺米和日用品，孙老二觉得这是个商机，与对方做些易货生意。

类似的小额易货贸易，是毁方允许的，在鸭绿江下游的浪头、一撮毛、黄金坪等二级口岸，比较常见。

当地不愿具名的资深外贸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地方易货小额贸易，通常用边贸船的方式。

边贸船的全称是“边境小额贸易运输船舶”。在丹东市官方的界定中，边贸船应以中方大台子港(东经124°13'42",北纬39°55'00"向上游1000延长米)和一撮毛临时过货监管点(东经124°17'06"，北纬39°56'20"为中心上下游各100米)与朝方腊岛海上贸易通行口岸(东经124°43'00"，北纬39°15'30")为中心、半径0.5海里的区域之间，开展边境之间小额贸易水上运输。浪头大约在此范围内。

有关方面一直在抓紧对边贸船的管理和监督，避免类似交易灰幕的扩展。2010年是丹东规范边贸船舶管理的关键之年，150余艘经过重新登记注册的边贸船舶将步入水运市场。早在3月伊始，丹东海事局就采取多种举措稳步推进边贸船舶监管工作，为4月中旬恢复的中朝水上边境贸易做准备。

6月4日夜里“孩子”们的江上贸易，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表述中，是“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

在6月9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援引一位知情人的话说，“孩子”们的船是在晚上开到朝鲜新义州附近的，翻译用朝鲜语与对方来人搭话，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才发现对方是朝鲜边防军。而朝鲜士兵没有确认来者身份就开枪了。

“驾船逃回来的人中有2人因伤势过重死亡，1人失踪。一天后，失踪的边民尸体在江中被发现。不过有未经证实的传闻说这人是拿朝鲜护照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朝鲜人。”

不过，在当地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孩子”的船遇上朝鲜边防军，与对方交流时，翻译之间起了冲突，对方遂开枪，第一枪打在翻译身上，一旁的3个中国人没反应过来，又是一声腔响，众人跳船，“孩子”跳船时，腿上挨了一腔，他不敢动弹，闷在水下，躲在朝鲜军的艇子下面，等对方走了，他开始往回游。事发江面“有一里半的路程”，“多亏他水性好，要不也回不来了”。

浪头边防派出所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很多村民说，被打死的3个人，都已经火化了。政府和对方交涉，赔偿的事情也谈妥了，“一人赔3000美金”，这样的说法已传遍整个村子，不过官方至今没有给出正式的确认。

　孙家生意大

6月12日，丹东开始下雨，不大，但和着小风，吹在身上挺凉。

浪头镇位于丹东市振兴区南部，1959年设公社，1983年改镇，由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代管，面积33.14平方千米，人口2.79万。

浪头镇通往江边的那条水泥路边，有一个理发摊子，在乡村，这里就是一个公共议事空间，能收获各路信息。

对外地人的打探，剃头匠显得有些紧张，不肯多说话，只是含糊其辞地告诉说，顺着这条路往江边走，能看到座大房子，那是孙家老八的。

在孙老八那幢大房子下，几个替他粉刷房子的工人正在休息，他们也不太愿意谈自己的东家，但提到江面上的那点事儿，都觉得正常不过，哪年不是如此，单单今年出了名？

一个长脸的工人问：“在江面上换点货，上头是啥意见？”

孙家有兄弟8个，基本都养船跑贸易，这次出事的是孙老二家的船。去年底，孙家老大的一艘船也出了事，死了好几个。

“他们家最近这一年走了背运。”当地人如此议论。在中朝边界，越界捕捞者或者搞非法贸易的人员被朝方追赶时，有时因紧张导致翻船淹死，另外朝方人员上船查没时，也有中方人员与其发生争执而受伤的。

官方许可的鸭绿江内边贸船，应持有与朝方正常水上贸易协定和中方有关部门签发的边贸船相关证书、证件，在江海分界线鸭绿江水域内，开展边境之间小额贸易。

“有些船主为了赚得更多，就逃避在他们看来麻烦的登记手续，常会偷偷开船越界去交易。”一位资深边贸人士说。

在浪头，还有另外几个家族，做着相似的生意，但当地人普遍认为，孙家做的最大，在乡村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孙家的财富是一个传说。

与孙老八高墙大屋的别墅不同，孙老二家是一排平房，显得很低调，一溜边铺开，都是对开的大铁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至此，院门大开，但未见人影。

一些村民说，好几天没看到孙老二了。  ★

中朝边境上的“敏感”生意

边境贸易的好坏，更多取决于政治气候的变化

本刊记者/王维博  刘炎迅(发自丹东)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生活在中朝边境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多变的“政治气候”，穿梭于鸭绿江上的生意人更是如此。多变的时局之下，边贸商人们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而地方政府则对开放充满期待。

边贸流变

几乎每一个“敏感”事件过后，中朝边境贸易行情便如风雨中的小船，随波起伏，不由自主。

6月13日，王俊站在丹东市口岸办四楼的窗口，楼下的院子不大，上午通关的时间已过，原本停满汽车的院子空无一人。

枪击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口岸的进出。

王俊是口岸办的一位处长，他翻开口岸统计数字表介绍说，丹东有5个一类口岸，2009年进出口总量530万吨，交通工具进出10万辆车次，即使在第一次核爆(2006年)过后，2008年，这一数字也与之持平。

王俊说，民间贸易中的摩擦冲突此前也发生过，都没有对整个中朝边贸产生多大影响。

与王俊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地边贸商人李良兵(化名)。李良兵从事边贸生意已经十五年，从最初的粮食、日用杂货到现在的矿山设备，李良兵经历了中朝边境贸易上的每一次风波。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这个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早在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

当时的边境贸易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以民间交易为主。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布匹、纸张和药材，中国向朝鲜出售丝织、棉织技术和工具。

至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发布《战时紧急经济法案》，实行贸易统制，在警察局内设经济科，“强化缉私”视边境贸易为“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丹东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因第一座鸭绿江大桥在朝鲜战争中被毁而停止。短暂的封闭之后，1958年，中朝签订《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易货贸易的议定书》，边境贸易再次开通。

据丹东地方志载，1959年至1970年，中朝共签订九个年度《合同书》，六份《协议》《补充协议》等，进行九次贸易结算和一次补充结算，并有多次合同外的贸易往来。

双边的贸易往来由于文革再度搁浅，1970年7月，“双方结清最后余额，9月30日前由中方最后一次交货以后，边境贸易中断。”直到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恢复同朝鲜平安北道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1982年，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上世纪90年代，中朝边贸再次红火，李良兵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边贸生意。有时一个月要过江十几趟。

李良兵现在江边开着一家茶馆，很少去江对岸，茶馆里挂满了字画，他喜欢泡一壶普洱茶，等生意上门。

“私底下的贸易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打开窗户就能看对面电筒传过来的信号。”李良兵说，朝鲜的商社一般什么都做，但各有所长，如部队的商社多做钢铁、矿产；绫罗岛商社的长项是海产品等。通常中方先把货发过去，只需报关、边检，手续比其他国际贸易简化很多。

“大部分走海关，有些产品有配额限制，如粮食，买不够就只好走民间。也有一些中方贸易商为躲关税而走私。”据李良兵介绍，在丹东，许多边贸商往往走公也走私。

李良兵一直认为，他“下海”的那个年代是最好的年代，“1990年代，带有计划色彩的官方易货开始减少，民间贸易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贸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国务院下发国发33号文件，鼓励与周边国家，包括苏联东欧等国发展经贸关系，同时在易货前贸易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原先国家在粮食燃油方面是限制的，不仅限制企业的经营资格，还进行许可证管理。33号文对这些放得特别宽，包括许可证等都取消了。”该人士说，丹东对朝贸易得到了发展。

与李良兵同时代“下海”的还有高新力。高新力是原丹东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高大学毕业后成了该公司的业务员。

“最开始的时候，做买卖的人都在海关等，等韩鲜的班车过来，货也不固定，可能带了一斤两斤海参，也可能是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高新力说。

如高新力所言，1995年前后成为对朝边贸“暴利期”。一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不多，二来那时朝鲜人对中国国内市场还不了解，“大多数商品都是成倍的利润，甚至有时1斤面粉能换回1斤铜。”李良兵说。

前述贸易人士说，到1996年，国务院再次下发(1996)2号文件，对包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统一边境贸易政策。

“新文件再次重申许可证、经营资格等管理，与33号文件相比，政策又开始收紧了。”该人士说。

1996年的文件对丹东贸易或多或少产生影响。有些东西，比如大米、玉米、成品油等开始实行配额限制。“这对朝鲜有影响，对咱们也有影响。”

“刚开始做业务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趟。”在朝鲜，高新力受到外宾一样的待遇，吃住都远远高于当地水平，后来情况逐渐改变，每次都要自备一堆食品。高的实际感受，也侧面映照了1996年之后的形势。

丹东市外经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长介绍，从2001年以来，中朝两国贸易总体呈增长趋势。(双边贸易额由2001年的7.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1.24亿美元)

该处长每年都会应邀参加平壤举行的国际商品博览会，每次去之前，他都会在丹东买些酒、方便面和苹果带过去，活动结束后，吃不完的就送给对方接待人员或宾馆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