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锋从企业拉出危废的那一刻起，如果企业不申报，两省环保部门不会察觉；不做任何标识，交通部门也不知道这一车货物是危废。只要企业缄口不言，危废车辆便一路绿灯，“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管理形同一纸空文。

安徽利辛县农民王民待业在家已久，2011年9月，他终于从邻县拉到了一笔“大生意”借了辆三轮车，从两县交界的地方拉回了七十多桶化工废料，像倒废水一样倒在利辛县旧城镇的废窑厂附近。

近4个月之后，村民才发现了这堆黑色不明物。2012年2月4日凌晨，从江苏大丰市一企业拉出废料的卞锋被捕，这条跨省非法倾倒化工废料利益链上的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抓获。

跨界，危废，这注定是个棘手案件。王民的轻轻一倒，也倒出了我国危废管理中产废企业违法成本低、监管部门不力和危废处置企业不规范等一系列沉疴。

2012年2月2日，安徽利辛县丰桥村，现场裸露的多个装有危废品的铁皮桶及塑料桶散发刺鼻气味。“生态炸弹”曝出了跨省黑色利益链。（新华社记者郭晨/图）

无本万利的生意

2011年12月26日晚十点，刘严的手机响起。他是安徽省环境监察局副调研员，分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凌晨一点，刘严驱车从合肥赶到了约300公里外的利辛县。在一个废窑厂附近，黑色废弃物被倾倒在一个坑内，虽掩盖了一部分土，但仍然散发着刺鼻味道。旁边还有5个铁皮桶和3个塑料桶，盛着尚未倾倒的废弃物。

利辛县环保局称，经六十多名民工四五天的挖掘、装袋，包括受污染的土壤在内的近百吨、1700多袋的清理物被运走处理，每吨处置费用5900元，费用暂由利辛县政府垫付。

二氯苯、溴苯胺、二甲基硝基……这些化学物可能陌生，但危险废物的标识经常可见：黑边黄底的三角形上印有一个骷髅头。经安徽省环境监测站化验分析，这些倾倒物属危废。其中，二甲基硝基经吸入、口服或经皮肤吸收，可能引起中毒死亡。有法定资质的单位才能处置危废。

这是一笔跨省、倒手3次的买卖。

2011年9月的一天，安徽涡阳人邱良等二人将江苏人卞锋、梁发领到了利辛县旧城镇的一处废窑厂，敲定那里为较佳的倾倒地点。夜间，20多吨、约160桶化工废料被拉到利辛和涡阳交界处。邱良找到利辛县的王民，将70多桶废料拉到废窑厂，倾倒一些后，几人熏得厉害，没敢倒完所有的废料。匆匆赶回，将剩下的80桶丢弃在涡阳县城东的一家煤场内。

这批废料来自哪里？据卞锋交代，他和自己家附近开发区内的大丰伊思康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副总陈楠有业务往来，陈楠联系他，让帮忙处理企业的化工废料。卞锋从未做过此类“生意”，就联系到做柏油生意的梁发。梁发找到了从事废品收购的李军，但是李军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四处打听，两名安徽涡阳人想起了邻县利辛县的废窑厂。

其中关系仍需警方进一步核实，不过，这单生意是做成了：企业将废料以700元/吨的处置费用价格转给了卞锋和梁发，二人又以400元/吨转给马智和邱良，王民是最后“倒垃圾”的人。若以5900元/吨的危废处置费用计算，20多吨化工废料，企业少付了约10万元，卞锋等净赚6000元，马智等净赚8000元。

据监察人员总结，这些倾倒者“可恨也可怜”，都是当地的农民，清楚哪里有废墟，适合掩埋，两个地区的交界处也是理想的倾倒点。但是他们不知道危废的危害，更不知道法律责任。“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这些毒垃圾甚至被当作了“宝贝”，倾倒者还把装废料的桶卖给回收站。2011年12月4日，在安徽宿州市，村民循着石灰窑焚烧的烟雾，发现一位农民正试着提取危废中的贵金属。

这仅仅是跨界非法倾倒危废的“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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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在我国，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就属于危废；名录之外，经鉴别具备危废特性，即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的，也属于危废。1998 年，我国第一次颁布了危废名录，2008年进行了修订。新名录中共有49类危废，第1类是医疗废物，铬渣属于第21类“含铬废物”，在利辛倾倒的苯系物属于第11类“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产生的“精（蒸）馏残渣”。生活垃圾中的荧光灯管、温度计和血压计则属于第29类“含汞废物”。

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整理

仅是冰山一角

无独有偶，2009年12月，同样在利辛和涡阳县，1047桶化学废料，有400多桶被倾倒或出现泄漏，污染了10公里河段。事后更是清理出395吨危废及受污染土壤。手法如出一辙，涉案企业也在江浙。

据安徽省环境监察局统计，三年来，安徽省境内发现了十起跨省非法倾倒危废事件。其中来自江苏和浙江企业的各三起，四起来源未知，另外有三起在倾倒时被制止。

“每次办案后，我们都要求地方开展隐患排查。”刘严说。然而，倾倒地区都是人迹罕至的僻地，有的还做了掩埋，排查很难。“不像检查企业排污，都有固定位置”。所以，这十起案件均由村民举报，有的已是事后几个月。其中六起发生在冬季，“农闲，去地里干活的少”。

将镜头拉至全国，这就是一笔被多人相中的无本万利的生意。

2011年，来自陆良化工的五千余吨铬渣被倾倒在云南曲靖，污染土壤九千余吨。铬渣也属于危废。此后，在2011年9月的全国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视频工作会议上，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称2011年我国连续发生了多起此类事件。

搜索公开报道，2009-2012年，山东省也曾“受害”五次，其中三次来自江苏。2009年淄博太公湖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侦破还牵出了一个“老手”：自2008年，他先后17次从上海、江苏、河北等地用罐车将酸焦油等化工废料运至山东倾倒。

2011年，在曲靖铬渣倾倒事件和多起四氧化硅跨界倾倒事件后，环保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在2011年12月31日前，在网站上公布辖区内铬盐行业、多晶硅行业、危废处置设施运营企业名单等信息。

但截至2012年2月13日，31个省份网站中，仍有过半省份信息不全，而这仅是对两个行业的危废产生量、全国1539家有资质的危废处置企业的运营情况进行摸底。我国危废管理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规范，但是每年危废产生量家底依然不清。

2007年污染源普查公布的数据为4573.69万吨，当年环境统计年报的数字为1079万吨，相差三倍。安徽省固废管理中心主任袁步先称，一千多万吨的数字只统计了规模企业。而一位接近环保部固废管理中心的人士称，四千多万吨的数字更接近我国实际情况。

根据环保部统计，截止到2010年底，危废处置持证单位只实际利用处置了800多万吨，若以4500万吨年产量为准，只占20%。

近年跨省倾倒危废品不完全统计。南方周末实习生王静怡、王心仪、张馨苑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安徽另有4起被倾倒事件来源不明，海南每年跨界倾倒数百万升废机油。（明镜/图）

被转移的责任

“强烈要求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刘严有些愤怒。江苏大丰市的产废企业已经赔偿两县111万元损失，大丰市环保部门也对企业处以15万元的罚款。但积愤已久，三年来的九起倾倒案中，产废企业都是只赔偿了损失，未追究刑事责任。

“发现难、调查取证难、处理处罚难，最后一点最难。”安徽省环境监察局应急办主任许旭海如是总结。而关于全国的危废相关案件，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回忆，“很多也是不了了之”。

许旭海说，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之前，非法倾倒危废事件难以达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定罪条件，修订之后，定罪条件放宽，可能将加大对企业的处罚。

不过，在听说此案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教授和马勇的第一反应一样：环保部门推卸不了责任。

据袁步先介绍，“十一五”期间，我国对产废企业开展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管理，企业需要申报登记危废产生量、贮存量和处置量。但这种全程监管难度很大，“有的企业产生了10吨，可能不报10吨，人都会不守规矩。”

那么，环保部门是否对于企业的申报量进行了核查？大丰市环保局称其在工业园区设有分局，会定期核查。但是具体核查情况，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大丰市环保局局长夏恒林称，大丰市仅此一起跨界倾倒案。“企业是懂的，过去都能按照这个来做，唯独这一笔瞒报了。经环保部监察部门审核，地方监管是到位的。”

“安徽会比较超脱，不会地方保护。”在马勇看来，安徽和江苏两地争着处理此案也有些微妙，“司法部门和环保部门很早就谈过联动，但是实行效果不好。因为一旦移交给司法部门，环保部门也可能被追究责任。”

究竟要追究谁的责任？

按照规定，A企业向B企业进行危废跨省转移，手续非常繁琐。A企业需要向当地环保部门和省环保厅申报转移的种类、数量和运输路线，两地环保部门沟通同意后方能转移，运输车辆也需要有交通部门提供的危险废物运输资质。

如此看来，卞锋从企业拉出危废的那一刻起，如果企业不申报，两省环保部门不会察觉；不做任何标识，交通部门也不知道这一车货物是危废。只要企业缄口不言，危废车辆便一路绿灯，“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管理形同一纸空文。

除了赔偿安徽的损失外，企业只被环保部门罚了15万元，而按照5900元/吨处置这二十多吨的危废，也近乎15万元，企业的违法成本很低。“非法倾倒一次，就赚了一次。”马勇说。

“从产废企业到处置企业，第一环节不会出问题，但是再到下游企业有可能出现糊涂账。”蒋建国强调，“企业自己处理或交给下游处理，责任一定要落实在产废企业上，这样就不会扯皮。”在蒋建国看来，在日本和欧美等国家，企业愿出高昂的费用处理还是因为政府会追溯产废企业的责任。

危险废物标识

处置企业“吃不饱”

利辛县被污染的土壤送到了滁州市超越新兴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这是安徽省两家集中处置公司之一。处置费用高昂，然而集中处置的企业们却面临着保本微利的窘境。“成本特高，有的产废企业还不理解。人力、燃料、设备折旧，都需要资金。”该公司业务经理说，作为民营企业，危废处置效益不佳，只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尴尬的现状正是这样，危废处置企业“吃不饱”，产废企业却铤而走险，非法倾倒。

“我们是火锅，五味俱全。”另一家集中处置公司合肥吴山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吴山固废）一位负责人说。我国的危废处置公司有两种，少部分是吴山固废这样的综合类集中处置企业，可以处置49类中的大多数危废，规模大，多为国企。另一部分则是处置49类中的某一类或几类的专项企业，规模较小，多为民间投资。

吴山固废的创建源于2003年SARS。2003年1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资助建设危废处置设施。正如规划中所言，那时候“全国还没有一座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场投入运行……这次抗击‘非典’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缺乏的严重性”。

规划预期“到2006年，全国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和放射性废物基本实现安全贮存和处置”。现在看来当时过于乐观，危废处置设施的建设远远赶不上危废的增长。

有的危废如矿物油有较大的回收利用价值，巨大的市场空间使得专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业内人士介绍，在产废企业多的地区，危废收处竞争激烈。根据2011年底申报的数据，江苏省有318家处置企业，属全国最多，大部分为专项企业。

但这容易造成监管漏洞，“由于台账管理不规范，有空子可钻。”业内人士称有的专项处置企业存在越界收货的现象回收处理能力之外的危废。全国处置规模较大的北京生态岛公司也曾称这些固废“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入小商小贩手中，使得公司回收量严重不足，造成设备‘吃不饱’现象”。

不过，对于环保部门、产废企业和处置公司来说，危废管理中的专业性是徊同的技术难题，危废种类多，毒性差异大，有的可以利用，有的必须处置，处置方法又很多样。

蒋建国曾给环保部门做过培训，“基层环保人员对于危废名录和特征了解清楚的并不多，在管理上存在困难。而对于企业，专业性更欠缺了，特别是中小企业。”

距离王民倾倒危废已经半年多，但究竟由谁来处置涉案企业负责人，两地公安部门还在协商：“我们是案发地，但他们有管辖权，我们准备向江苏省公安厅反映这个问题。”2012年2月15日，利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子亚说。

（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感谢新华社记者程士华对本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