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正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

如果你认识一些在央企工作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他们正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规划，甚至可能有人在抱怨“在北京工作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被轰走了呢？”

但别担心，这并不是什么新一轮下岗潮，而是一次央企的集体“大迁徙”。

2021年1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支持部分中央在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高等学校等向雄安新区有序转移，促进北京与雄安新区相互协助发展。

2021年7月，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开表态，“从今年起将以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央企总部为重点，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搬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而在今年5月初，重组成立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央企，已经成功搬迁到雄安新区落户。

承接央企总部的绝不只有雄安新区。

9月25日，中国电气装备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9月26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迁至武汉；12月6日，批准中国稀土集团于江西省成立；同月，中国电子将完成集团总部迁至深圳，中国船舶集团总部将搬迁至上海。

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北京的72家央企总部疏解出京正在加速！

要知道，中国的央企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行业里的龙头老大，至于资金那更是千亿级别。

比如刚刚提到的中国船舶集团。根据2021《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船舶集团以约46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全球榜单第240位。而单独比较世界各大造船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居第一。可以说，中国船舶集团就是世界最大、最强的造船集团。

像这样规模的企业，那自然不管到哪里都将成为当地的“香饽饽”。

当然，这些央企不论在哪里，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央企，仅仅是换个地方罢了，那又能给我们这些普通人带来什么实际意义上的好处呢？

01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最实在的好处可能就是：未来，我们将会有钱，我们将不用再只能奔着一线城市内卷。

咱们从初高中的政治课中就学习过，咱们中国人多地广，很难达成同时富裕，所以只能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而央企总部搬离北京，就是帮助其他城市富裕的开始。

别说是央企总部了，很多省市单单是为了能够和央企合作，早就已经抢破了头。

比如2009年，各省市为了能够更快和央企合作，就曾引发过一场争夺央企投资的“大战”，甚至曾被《上海国资》戏称为“不择手段”。

当时，河南省为了能够尽快促成与央企的合作，主动拿出诚意，借助媒体力量与有关央企直接联络沟通。

从2010年到2012年，河南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规模的签约仪式。签约项目则均为与央企合作的重点项目，最终三年时间累计引进的央企资金为1800亿元，单单是中国电建这一家央企，在河南各市的投资就不低于三百亿。

发展到2016年，各大央企的投资合作为河南带来的年税收总额就已经高达100亿元左右，要知道，那一年河南省的税收收入才仅仅154.4亿。

这还仅仅是与央企进行各种商业合作，如果央企总部能够落户在某个城市，那对该城市所带来的税收、投资将不只是商业合作那么简单。

比如搬迁到武汉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仅仅是在搬迁大会上就忙得不可开交。

搬迁大会当天，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就分别与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宜昌市政府签署各项合作协议，“谋划推动重大工程项目154个、总投资3645亿元，助力湖北打造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

千亿级别的投资，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无法想象未来将会吸引多少的企业过来发展，更无法想象未来将能提供怎样一个数量级的工作岗位。

我们在前几日的《谁来逼先富起来的人一把？》文章中其实就已经讲过三四线城市的人才困境。

央企总部搬离北京，就是中国想要打破这一人才困境的开始。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更多城市的经济，最终使得年轻人不用非要跑到北上广深才能赚钱。

还是前面提到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该公司其实本就在湖北成立。

1993年9月27日，为建设三峡工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在国务院批准下正式成立，当时的总部设立在湖北宜昌。

由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仅仅一个三峡工程已经不再满足三峡集团的发展，仅仅是湖北当地资源的支持也难以满足三峡集团的壮大。

2011年，三峡集团为了更好地促进除三峡枢纽之外的水电、风电等国内外清洁能源的发展，因此把总部搬至了北京，并将其设立为集团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中心、资本运营中心。

虽然已经在北京发展了10年，但毕竟也曾是湖北成长起来的央企，所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近三分之二的员工是湖北人，即便是处于北京的总部，大部分也是从旗下公司提拔、调遣来的湖北人。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的搬迁之路，可以说就是企业央企的回家之路，同时也是员工的回家之路。

届时大量的湖北员工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大量的湖北本地毕业生也将在未来的道路上多出一条选择。

当越来越多的人才能够留在湖北，各大私企的入驻也不再成为一个难题。

央企总部的搬离，即有利于搬离城市和搬到城市的发展，又有利于央企自身的发展。

比如搬去上海的中国船舶集团。

因为上海本就是国际航运中心，而中国船舶集团作为航运业和造船业巨头将总部搬迁上海，能够让造船、航运等相关资源在上海及周边聚集，使得中国船舶集团能够亲临一线阵地，更靠近产业链，对商业竞争能够有更好的促进。

这样，中国船舶集团凭借资源调配的权利，在上海及周边就能发展出更为完善的产业链，使得该区域能够发展出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

当然，一两年之内这些好处可能表现得并不太明显，毕竟央企总部的搬迁才刚刚开始，对各个城市的投资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得到回报。

等到时间慢慢过去，央企总部搬迁的好处将会无声无息地滋润着每一个人。

02

既然央企搬离北京有这么多好处，那为何一开始就不能将央企直接在其他城市设立呢？

事实上，这是历史的发展导致的。

首先，北京的72家央企大多本就是源自计划经济时期国务院下属的部委。

可能说“部委”二字比较生疏，简单讲就是现在这些庞大、强盛的央企，在当年也不过是和教育部、公安部等同级别的直管部门而已，人数、规模远远不及现在。只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直管部门”也随之壮大，但毕竟本就成立于北京，也因此总部就没有搬离过。

比如我们常说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公司就是由早期的部委改革而成。

1978年，对中国和中国石油产业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同时中国的石油年产量首次超越1亿吨。

那时候，由于石油产量、石油消耗量并不算太高，因此与石油相关的产业还并不复杂，所以不论是开采、生产还是销售，全都由国务院下属的石油工业部负责。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石油产量逐步上升，但却面临着石油加工不完善的问题。当时想要生产相同数量的东西，日本只需要一桶石油，而中国却需要两桶。毕竟中国石油资源有限，经不起这样的浪费，所以当时急切需要一个可行的方案。

中海油就是为应对这个问题而诞生的。既然石油加工不完美，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增加石油产量，因此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大陆，还要去探索海里的石油。然而海里的石油虽然多，却因为环境恶劣，开采难度相对较大，必须要有更精练更专业的团队去尝试探索。于是1982年，石油工业部中的一部分人，组建成中海油专门负责海里石油的开采。这时候，中石油依然归石油工业部管理。

海里的石油问题解决了，石油资源虽然不用担心了，但石油加工仍然需要完善。于是在1983年，按照中海油的方式，又从石油工业部中抽调出一批人，组建成专门负责石油加工、精炼的中石化。

从此，中石化和石油工业部彻底分家，石油工业部专门负责石油的开采，而中石化则专精石油加工以及后续的售卖。

可是因为中石化需要从石油工业部购买石油，长期以往，难免会产生各种摩擦，甚至可能会因此引发一系列价格战。

为解决这一困境，石油工业部在1988年被彻底取消，改组成为中石油，并将整个石油产业重新分配给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从此三家石油公司相互竞争、相互协作。

这才大致形成了现在所说的“三桶油”。也是因此，三家央企的总部一直在北京办公。

其次，早期各种通讯措施还不足够完善。所有央企总部集中于北京，便于相互沟通、相互协作，也方便中国进行统一的管理、调配。

要知道，即便是2009年，中国网络普及率才仅仅28.9%，如果央企总部为了贴近产业资源，远离北京而设立在某个山沟沟里，那么万一其他央企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他们很可能就难以第一时间接到通知，从而导致信息的滞后。

当然，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不论何处，都随时可以进行一次视频会议，更不用说各种消息能否第一时间送达了。这一点，我们从这次疫情就能看出。也因为这样，央企搬离北京才有了可行性。

最重要的，央企早期设立在北京，是符合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策略。

先通过国家的资源倾斜，以及北京的人才基数，使得央企能够在最好的土壤下发展壮大，并成为各个行业的巨头企业，最终与北京相互促进发展。当北京发展足够好后，又能通过央企去扶持一些中小型私企。当私企达到一定规模时，这些央企就可以去其他城市带动经济，并最终带动发展比较好的私企共同去中小型城市建设，环环相扣。

那么央企现在能不能算各个行业的巨头呢？2021年的世界500强排名中我们就能看到，中国虽仅有97家央企，却能有49家进入世界500强的排名。

现在央企和北京都已经发展的足够好，那当然是到了央企撤离北京的时候。

更何况，虽然央企总部的搬迁是最近才开始的，但央企的各种布局早就已经启动。

比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虽然总部是在北京，但旗下公司早已分布在中国的各个省市。

仅仅是旗下最知名的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就在重庆、黑龙江、江西、江苏、河北、安徽、浙江、广东等8个省市建立了9个整车生产基地。而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旗下又有18家直属企业。

要知道，像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这样规模的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共有60多家。可以说，央企的头虽然在北京，但是肢体早已分散遍布的中国的各个角落。

现如今各大央企分散出去的“肢体”已经帮助很多城市有了一定的发展，使得这些城市有能力去接收央企总部。同时各大央企也已经有引领行业的能量，不再会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

只有这样，央企总部的搬迁才能实现最大利益化。

03

央企对一个地区影响力确实非常大，但对于这块“香饽饽”，北京是乐得让出去的。

早在去年2020年4月3日，国家发改委在公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就明确提到“鼓励有条件的大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

这一政策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难受的，根据北京城市新版规划的要求，北京常驻人口要长期保持在2300万以内，而目前的常驻人口已经达到2190万，北京人口压力非常大。

北京就是所谓的超大特大城市，那么如何才能即保证常驻人口的不变，又能取消落户限制呢？

这时候就能看到央企搬离北京的重要性了。

由于央企从北京的逐步撤离，央企的大量员工也要因此而跟随搬离，届时甚至有可能随之带走数万乃至数十万常驻人口，这样北京的人口压就能得到缓解。

有人走，地方也就腾出来了，自然就可以有更多人进来。北京因此才可以开始有规划、有计划地吸引企业人才，使得更多人能够更轻松地立足于北京。

事实上，随着央企的搬离，最先体会到变化的，可能并不是那些央企搬去的地方，反而是被空出来的北京。

根据北京日报2021年11月21日报道，北京丰台区发布了《关于支持独角兽企业在丰台区集聚发展的若干措施》，届时将用400万平米的土地作为产业空间，专门吸引有创新、有前景的所谓“独角兽”公司。

而吸引方式说白了就是：要钱给钱，要户口给户口，要房子给房子，还帮助推进企业上市。

别忘了，北京还有一个“北京证券交易所”，专门服务于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只要“独角兽”进入北京，上市的概率将会显著提高。

由此可见，北京为了“科技创新中心”功能的实现，给“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极大的政策待遇。

所谓“独角兽”，简单来说就是指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要知道，能够进入央企、大厂的人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在数目庞大的中小型企业中谋生。

如果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够有更好的生存环境，那么在这些中小型企业中工作的员工自然也就能有了相对较好的收入和相对稳定的工作。

而刚刚提到的“若干措施”中，对于独角兽企业的员工也是有相关优惠政策的：

“每年提供不少于200个进京落户指标用于支持独角兽企业人才引进。”

“推出5000套各类房源定向服务独角兽企业人才居住。”

根据2021年11月3日，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的通知，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政策，在大兴、顺义等区也都有开展。

这将会使得大量北漂心心念念的落户难度降低，同时也能让北漂们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居住环境。

央企总部的搬迁，不但不会影响到北京的发展，反而疏解了北京的“大城市病”，使得北京能腾出力气去更好地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尾声

从1949年计划经济政策开始，中国国务院逐渐成立了各大央企的前身。

彼时，可能没人能意识到这些央企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达到如此庞大的体量。

现在不同往日，各大央企已经独当一面，中国的北上广深也早已世界闻名，甚至产生了部分“新一线”城市。中国已经可以说有一部分人真正富起来了。

然而面临的问题却变了，我们现在处于“几强多弱”的城市格局当中，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增大。

中国目前差不多有8亿县域人口，发展县域经济，就是缩小县域和大城市的经济差距，也就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那么央企搬离北京，就是国家对于县域经济的扶持，未来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将不仅仅表现在声大雨小上。

2009年，北京昌平区正式启动建设未来科技城。

2010年，北京昌平区为发展未来科技城，将“做大央企经济板块”作为推动昌平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2015年，昌平央企已在全区经济运行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

2019年，未来科学城规划面积将由原来的10平方公里扩大至170.6平方公里，面积增加16倍。

现如今，昌平已经成为很多“新北京人”的选择之一，早已不是曾经那个不起眼的小乡村，甚至隐隐之中几乎要与中关村齐名。

北京已经建设的足够好了，接下来就是去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我相信随着央企的带头作用，未来将会有更多民企跟随。

如此一来会带动一大批资金、教育、医疗的配套转移，就业的转移，未来的中国将真正实现“几超多强”的城市化格局。

或许十几二十年后，“北漂”、“沪漂”这两个词将会消失！

我们将不用再为了一份合适的工作而远离家乡！

酷玩实验室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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