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纳税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无论纳税人明不明瞭自己的纳税人身份，但纳税人的钱支撑了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和警察、军队在内的整套国家机器运转的事实并不以此为转移，纳税人是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官员及其他一应人等的衣食父母的事实也不以此为转移。所以，仍应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出发来考察两个相关问题：人们为支撑这一切付出了多大代价？人们付出的代价购买到了什么样的服务？
说到代价，中国公仆“价”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冗员越来越多。50年代初，全国总人口与官员之比是297∶1，1994年已高达29∶1，而且还在增长。如此庞大的队伍，仅工资就令纳税人负荷不堪。官员的过高耗费更是既进一步加重了纳税人负担，又制造了最为刺眼的一种社会不公。还不去说其中腐败者的大量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单是官员享有的种种制度性特权就够纳税人受。例如，按官职大小来确定的医疗待遇、住房待遇，公费配备的轿车、司机及服务人员，还有价廉质优的特供商品之类，纳税人为官员们这些福利所付出的甚至远远超过为官员们的工资所付出的。
官多也好，特权也罢，钱都得纳税人来出。如果官员好好当公仆，“价”高倒也罢了。问题是，官员的特权使他们在自我身份上发生膨胀，在与民的关系上发生倒错。官员中问题丛生，也就不奇怪了。不久前，朱镕基总理曾列数官员几大问题：第一跑官，第二追求享受，第三扰民，第四瞎指挥(6)。
“跑官”显然是官民关系倒错和官员在权力来源上的颠倒意识（即“手中权力是党和政府给的”）的派生现象。它既表现为行为短期化、功利化，用纳税人的钱做表面文章、经营自己的仕途等等隐性腐败，也表现为最赤裸裸的腐败——买官。有买的，就有卖的。买官卖官的丑闻到处爆出，所以朱镕基总理要问：“是不是在有的基层是官都有价？”(7)批评官员追求享受，显然还未针对官员享受的种种制度性特权，而指官员在本已享有的特权之外搞公款吃喝，追求高档轿车、豪华官邸等。说起建豪华官邸，现在许多地方从上到下竞相攀比，连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也不甘落后。三年前到过威海的魏明伦先生发现，在这小小的县级市，“公仆大厦”的排场可与李登辉的总统府和香港的港督府媲美，而且以无数级台阶托起的宫殿样式在气势上就对老百姓呈居高临下之势，哪个衣食父母要找“公仆”办事，仅“那百级天梯就够你匍匐爬行”。(8)其实，排场和气势如魏先生所描述的那种“公仆大厦”，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几个区都可见到。站在这些需要仰视的建筑面前，百姓是产生不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和自豪感的。
扰民，朱镕基总理主要指的是天怒人怨的乱收费。其实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令百姓烦不胜烦的有形骚扰或隐形骚扰。例如，人们不断被要求去做应付各种视察或突击检查的无用功。又如，通过大会小会、广电、报刊对人进行的精神骚扰……。无论哪种形式的扰民，在民与官的现有格局下，受扰一方别说没法象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布：“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没有人再敢对我提要求”，而且就连抱怨的份也没有。下面几个信手拈来的例子是很有些代表性的。西安某小本经营的小食店店主除按时纳税，还得应付各种收费的人三天两头光顾、大盖帽白吃白喝、防疫站高价强售劣质“洗消剂”、高价强售卫生宣传画……。大酒店更是待宰肥羊：街道办事处强索几千元灭鼠费却只收钱不灭鼠，到检查卫生时只要搜索出一粒老鼠屎，动辄罚款又是好几千元。(9)四川一些城市借各种商贸节、熊猫节、运动会的由头大收“纸头费”。巴掌大的会标、口号以50元一张的高价强行“卖”给企业和各种车辆的车主，一辆车不张贴若干张，休想出城进城(10)。有些事，就算激起众怒，也大多奈何它不得。电信业的收费早已千夫所指，但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边宣布电信资费大幅下调，一边公布明降暗升和劫贫济富的方案愚弄全国消费者。强行进行思想灌输之类精神骚扰，更是几乎一刻也未停止过，更是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动辄把不服骚扰者划归另类。
至于瞎指挥，朱镕基列举的行政干预、强迫银行贷款、片面追求高指标……，等等，也都是让老百姓吃足苦头的事。有几个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瞎指挥都脱不了干系：我国国企的呆死帐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至少在12000亿以上，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每年至少1000亿以上⑾；“七五”期间，有数以万亿计的投资不知“漏”到哪里去了。而按市场一般资金运行效益计算，这么长的周期，这么大的投入，是可以“滚”出数百万亿元巨额资产的⑿。
跑官、扰民、享受、瞎指挥，没有哪一样不花纳税人的钱。也许，有人会认为说“跑官”花纳税人的钱是言过其实。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花钱，官是跑不来的。至于花谁的钱，可别太天真，以为这些人都自己掏腰包。近日刚披露的河南某地大宗买官卖官事件，买者大多是公费买官！纳税人的钱就经由这些渠道大把大把地给打了水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这些原因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漏失，还有几个无底洞在无情吞噬人民的血汗钱。一是由于某些官员的失职、渎职，许多钱换来的是到处耸起的豆腐渣工程和接二连三的桥塌人亡、楼塌人亡事件。那些“豆腐渣”只要没弄出人命，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弄没弄出人命，只要封住了新闻界的口，便没见哪个官员为此丢官下狱。像法国最近正在审理的发生在80年代初的“污血案”，当时的政府总理、卫生部长等多位高官因失职成被告⒀，这样的事在中国犹如天方夜谭。二是私分、鲸吞国有资产；三是部分官员经常性的腐败消费，诸如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李乘龙这些人，他们多是敛财大盗兼采花大盗，不光把纳税人的钱拼命往自己包里装，还大把公款包二奶，对小密一掷千金，公款公车出入舞厅、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