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期间陆战队在准备发射“先锋”无人机

尽管美国空军在越战中积累了大量的无人机作战经验，但到了上世纪末却没能充分发扬这些经验。也许是受以色列的影响，美国空军的兴趣全放在了使用无人机诱饵侦察伊拉克防空导弹雷达网的作战上。海湾战争空中战役打响后，驻扎在沙特境内的美国空军第 4468 战术侦察大队共向伊拉克目标发射了 38 架 BQM-74C 型无人诱饵靶机。这些无人机诱使伊拉克防空导弹雷达开机，随后的 F-4G“野鼬鼠”将发射 AGM-88“哈姆”（HARM）反辐射导弹实施摧毁。美国空军和海军同时使用的还有更为小型的 ADM-141 战术空射无人机诱饵（TALD）。一方面这种无人机诱饵可以对伊军雷达系统实施欺骗式干扰以对己方攻击机提供掩护，一方面可为攻击伊军雷达系统的反辐射导弹提供目标参数。

BQM-74C 型无人诱饵靶机

ADM-141 战术空射无人机诱饵

盟军方面，英军再次动用了 CL-89“侏儒”无人机（当时 CL-289 尚未投入使用），法军则投入了少量现役的 Altec MART Mk II 型无人机。 海湾战争中的战术无人机充分体现了其战场监视和情报搜集方面的作战能力，伊拉克战场上先进技术的运用和作战经验的积累同时也提高了战后北约各国对军用无人机发展的重视，事实证明军用无人机在冷战结束后以及世纪之交世界安全局势面临的新挑战下是大有作为的。上世纪 90 年代末，对现有商用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极大的扩展了战术无人机的性能，特别是小型化的侦察摄像机更是改善了图象品质，从而提高了军用无人侦察机的情报搜集能力。计算机处理器技术的更新换代充分改进了军用无人机的飞行控制水平，使得在越来越小的机身内得以容纳更多的电子设备和飞行控制系统。新的 GPS 导航系统对无人机导航精度的提升也意义非凡。如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行动中，北约的无人机就被证明特别适合执行监视停火状态下的态势观察和地面部队调动情况的任务。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无人机的部署和使用（甚至被击落）通常不会或者很少引起外交上的政治风波，相反如果有人驾驶侦察机若被击落以及飞行员被俘则会招致很大的麻烦，甚至引发政治危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极力避免的。

2011 年被伊朗缴获的 RQ-170 无人机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军用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出现了两大分支，即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和指令控制系统。自动控制是飞行控制系统的早期形式，需要在发射起飞前对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系统预先输入控制程序，这对于使用胶片侦察照相机的早期军用无人侦察机而言是可行的。但是，由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无人机机载传感器也越来越先进和复杂，在无人机和地面站之间采用无线数据链路通信的指令控制系统开始大行其道。最初采用指令控制系统的无人机可由雷达跟踪，地面站的控制人员通过无线链路发送指令纠正无人机的航向。随着电视制导技术在无人机上开始应用，越战期间的“萤火虫”得以在无人机和母舰控制站之间传输侦察图象信息，而后者也可以随意控制无人机的动作。80 年代以后，指令控制技术逐渐成为军用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主流，当然也有部分无人机在部分飞行阶段混合使用了自动控制系统，但在空中侦察和情报搜集任务阶段还是基本以指令控制为主。

应该看到的是，指令控制技术也绝非完美，无线链路就是它的短板。我们知道，无线信号容易受大气条件的影响，设备故障和来自敌方的干扰都容易令控制失效，从而导致无人机失去控制而坠毁。另一方面，无线链路这种控制方式也决定了无人机有限的航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空军曾在越战期间动用 DC-130 运输机作为无人机载机，借此延长其航程。而地面发射的采用指令控制系统的无人机问题更复杂，无线链路受山川等地理条件影响更大，航程也更有限。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用于无人机的卫星数据链路出现了，地面控制站可以将控制信号上传至空间通信卫星，再通过中继放大发送至无人机接收天线上，这就完全突破了地面障碍物和地平线的限制。特别是当控制指令受到干扰时，GPS 卫星导航系统还能帮助无人机返航回收。对于小型战术无人机来说，要容纳下这些体积庞大的设备是很困难的，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新一代大型远程无人机出现后这才真正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