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位公司职员、管理层、老板，以下经历你肯定不会陌生——

贵公司和另一家公司谈成了一单上千万的大case，签合同时贵司表示没有收到货款不发货，对方公司则表示没收到货之前绝不付款，因为双方此前都碰到过中途毁约卷款消失的糟心事儿，拿着白纸黑字的合同找到法院，即便打赢官司也很难执行。最后双方选择了另一种又笨又麻烦但是相对安全的办法：把这单大case分成100次小交易进行，原本只要花两天时间的事儿，硬生生地投入了Ｎ倍的人力，花上200天完成。

向上级随便报个项目，审批过程和申遗差不多，必须不断写材料、修改材料、上交材料、补充材料……2013年，《人民日报》报道了一项抽样调查，中国企业平均每个项目涉及的审批部门5.67个，审批程序平均9.4道，审批时间最长项目平均为171.35天，最长一个项目批了1500天。

如果你是个小主管或者公司高管，最日常的加班项目是参加各种饭局和应酬，饭桌上、应酬场面里有时是猾司所在区政府领导，有时是潜在合作伙伴，有时是对口部门官员……总之，各行各业的领导们在非正式场合上倾注的人情成本和时间成本，常常比谈判桌上的正式往来要多得多。

以上中国特色商业众生相。让中国人勤劳又不富有，各种制度缺陷亦有重大贡献。为了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额外成本以及交易风险，我们——无论是普通职员还是卉理层——都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再多工作几小时，晚上十一二点还在打工作电话，即便周六周日也常常被工作征用，而这些额外付出绝大多数是无偿的。

必须勤劳，勤劳，再勤劳，这就是中国人为制度成本付出的代价。

茅于轼对此曾说过，中国自1978年来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其中一项关键武器就是靠勤劳而廉价的劳动力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成就了过去几十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实：一方面中国GDP每年都在赶英超美，另一方面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更拼命，但仍然不怎么有钱。

普通人做生意，力气都下得很大，回报却都来得很小

前两部分是从宏观角度入手，现在把视角调低来看看身边无处不在的小买卖：公司楼下的早点流动摊、晚上不起眼的角落里的烧烤摊、家乡小县城里永远灰扑扑货品一副要过期的模样的小超市……

这些小买卖有高度相似的共同点：摊主经营的买卖都很小且不会扩张；买卖资产有限，也不怎么雇佣员工；在他们周围存在不少相似竞争者；摊主都很勤奋，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在里上面；这些小生意大多赚不了几个钱。

为什么普通人做小买卖，永远都摆脱不了“勤劳而不富有”的低级循环？

假设家住小镇上的大姨妈把自己家的一间房子改造成一个小卖部（这个现象太普遍不过了），用一万块钱积蓄买了两个货架和一个冰柜，又花一千块钱进了些饼干瓜子汽水冰糕，然后每天从早到晚都守在小卖部里。

天气热，附近的小孩子都跑到这个小卖部买消暑零食，大姨妈第一个月就赚了1600块钱，不算固定资产投入，边际收益是1.6，净收益60%。听上去还不错，但买货架和冰柜的成本远远还没赚回来，并且还没算上大姨妈投入的时间成本。

于是，大姨妈第二月又投入3000块钱进了更多零食日杂，每天在小卖部里投入更多精力，商品一下子卖掉很多。但是天太热，一些没及时卖掉的蛋糕开始变质，只能丢掉。尽管这个月大姨妈赚了4200块钱，但边际收益降到了1.4，也就是说，她的投资增加了3倍，但是总收入只相当于以前的2.6倍。

大姨妈用她最质朴的生活经济学算了帐之后，发现扩大投入并不划算，还是保守经营，赚点小钱就好。

大姨妈是普通人做小买卖的缩影——在现实世界中，穷人做生意很容易发展起来，但其发展潜力很快就会耗尽。那些家庭压力大、动力强烈、更能吃苦耐劳的人为了增加收入，做出的最普遍的选择是拼了老命，花更多时间经营几种不同的小买卖，而不是努力扩大其中任何一个买卖的规模。

比如，他会在早上卖豆浆油条，白天在自家门口开小卖部，晚上出门摆个烧烤摊或卖点水果。每天从早到晚日夜不休，忙忙碌碌，一个月赚个几千块钱就已心满意足……

只能说，下次再碰到这样勤劳而不富有的小摊贩，买东西就别跟人家讲价了吧。他们劳累而卑微的身上，有我们每个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