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 

第二天，父亲就与参谋长联席会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非凡的会议，讨论对日的最后决策。会上作了一个用766700人攻占九州岛的假设。有人认为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但李海海军上军强烈地不同意。他说，在刚刚结束的冲绳岛之战中，美国损失了41700人，占全部攻击人员之35%。估计日本还有5000架自杀性飞机，在日本各岛尚有200万军队。在九州就有17个装备完整的作战师。如果像冲绳岛那样作战，马歇尔将军估计美国的伤亡可能要达50万人。更有甚者，上述之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将参战的基础之上的。苏联之参战将牵制住日本在满洲的100万精锐日军。当然还包括在中国的100万日军。凡此种种，都影响到父亲对苏联政策之考虑。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原子弹问题，因为如何正确引爆原子弹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直到1945年6月27日，杜邦公司所制造的最新引发器才送交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试验场。

插播：张召忠：日本差点就把原子弹弄出来了 想报一箭之仇太容易

早在6月1日，临时委员会给父亲一个报告，建议如果试验成功，就应及早用之于日本。但科学家委员会仍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先丢在日本的某个荒岛上，但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只能制造出三枚原子弹，如果丢在一个荒岛上，只能造成有限的灾难，不足以给日本带来震荡。而我们却浪费了一枚。这样，我们只剩下一枚了。如果丢下了第三枚而日本仍然不投降，那我们又得采用攻占本州的计划了。而这时，苏联将于8月8日参战(斯大林向霍布金许下的诺言)。这样一来，在日本又将出现德国的局面—即苏联要求分享成果。6月18日，父亲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是否可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的可能性。马歇尔将军指出，这完全不可能。他说，纳粹德国曾遭受史无前例的猛烈轰炸，但它仍然若无其事，直到盟军实在地攻占其领土才告屈服。空军代表伊腊·艾克将军完全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他说，德国的军事生产地比较集中，日本则比较分散，因此，日本比德国更难制服。只有海军李海将军认为，用封锁加上轰炸或许可以使日本屈服，但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父亲只能命令陆海军加倍努力，以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

接下来就要开三巨头会议了。父亲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7月16日的试验成功，他应怎样向斯大林交代这件事呢？杜鲁门是乘奥古斯塔号军舰去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副总统，万一飞机出事，美国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杜鲁门一行于7月15日抵达欧洲，次日飞往柏林，转往波茨坦，住进苏联人替他准备的“小白宫”。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他同行。17日斯大林抵达波茨坦，18日正式开会。16日下午，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父亲一份密电，来自华盛顿的哈里逊将军—当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时，由他代理“临时委员会”主席。密电说：今天早上动了手术。术后分析尚未全部完成。但已有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超过了预期的设想。有必要向当地新闻界发公报，因为远地的人也对此很有兴趣。格罗夫医生很为高兴。

这是用暗号报告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结果。次日，史汀生又得到一个密电：医生很高兴回来了，他深信小孩将像它哥哥一样地强壮。这儿的医生指的是格罗夫将军，小孩是指的第二颗原子弹，哥哥是指的刚试验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虽然这是一个很振奋人的消息，但父亲还觉得不够具体。他希望能从格罗夫将军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出决定。

7月21日，报告来了。史汀生念了这个报告。但他太激动了，竟好多次结结巴巴地几乎念不下去了。其中主要是说：1945年7月16日5∶30，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多尔空军基地，对原子弹的爆炸做了第一次的全面试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核爆炸。这是多么棒的爆炸啊。

试验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数据来说，我认为其威力约等于1 5万吨到2万吨TNT。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由于数据的测量还不足，所以实际威力可能还要大好多倍。爆炸的后续影响非常大。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半径20英里的范围内，有闪电的亮度可等于几个太阳的亮度。天空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个火球像蘑菇云一样上升，高达10000英尺才见消散。爆炸的亮光可以在180英里的范围内见到。爆炸的声音可在100英里的范围内听到。

史汀生部长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父亲听了这个报告后“兴奋不已”，这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心”。于是有些人就歪曲史汀生部长的话，说父亲认为这一来可以指挥苏联人了，或可以威胁苏联人了。这是完全不符合父亲的心态的。父亲从来不想对苏联使用原子弹，或威胁使用原子弹。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可以与苏联在日本问题上得到解决办法了。由于他不想多死美国人，他以前总不得不对斯大林委曲求全，现有他可以不必再如此了。他可以用更大的勇气与苏联人谈判了。温斯顿·丘吉尔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回忆时就对其副手安东尼·伊登说过：在得到原子弹消息后，“很明显地，现在美国不必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第二天，父亲在“小白宫”再次召开高级会议，以便对使用原子弹做出最后决定。在这次会议后，父亲决定正式授权合众国战略空军部队使用原子弹。他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商定以四个城市为目标，即广岛、新潟、小仓和长崎。可以在8月3日后，视天气情况向四个城市之中的任何一个投掷原子弹。

父亲的这个命令是交给乔治·马歇尔下发的。他说：“总统授权给军事当局视天气情况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但必须在他离开波茨坦以后才投。因为他不希望苏联人的纠缠。”现在要处理如何向斯大林打招呼的问题了。7月24日，在会议结束时，父亲故意走到斯大林面前对他说，美国已制造了一种新的武器，“具有不寻常的威力”。当时丘吉尔先生和国务卿伯恩斯都在场，他们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非常冷静，他只是说：“希望你们很好地对付日本人。”奥古斯塔军舰于8月3日驶进了公海。6日中午父亲和国务卿伯恩斯正同船上海员共同用午餐之际，地图室的一名军官送来了一份电报。内称：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使用，从各方面看来，效果良好。没有几分钟，地图室又送来一份电报，这是先期回国的史汀生从华盛顿发来的。内称：8月5日下午华盛顿时间7∶15，大炸弹投向了广岛，初步报告显示完全成功，其效果大大超过了那个试验炸弹。

父亲从饭桌上跳了起来，他对伯恩斯说，我们该回家矣。他们放下刀叉，饭也不想吃了，父亲马上向全体海员们说：“请安静，我有一项好消息宣布，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了一枚新炸弹，其威力有2万吨TNT，效果非常好。”按照计划，父亲再一次向日本呼吁投降，并空投成千上万的传单，呼吁日本人民要求政府投降。但从以后的档案来看，日本军方根本无意投降。于是三天以后，又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有人常常质问为什么紧急地投第二颗。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计划中的。父亲早在7月24日的命令中说：“只要准备就绪，应尽快投第二颗原子弹。”军方人士，特别是格罗夫少将认为必须投两颗才能使日本人投降。因为这才能使日本人相信这不是一次偶发事件，并表明我们手上有的是原子弹，尽管实际上我们只有三枚。

于是，日本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投降了。日本只有一个条件，即保留天皇的地位。但波茨坦规定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所以父亲就作了一个模糊的回答：“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将完全受制于联合国最高司令，由他来规定为实施投降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根据波茨坦宣言，未来的日本政府形式将由自由的日本人民来决定。”

8月15日(美国时间14日)，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投原子弹一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直至1995年，由退休少将斯文尼在国会发表演说对使用原子弹做出了最好的说明：我是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做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像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徊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盖最卑鄙的阴谋。

（摘自《总统的是是非非：草根总统杜鲁门》曹德谦编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