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军起家的统帅

蒋介石儿时顽皮，常自封大将军带一帮孩童冲锋陷阵。不过，直到他23岁时，他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将军梦”。当年，他从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生候补的身份进入日本军队实习。表面上，这距他成为将军还有十万八千里，然而蓬勃发展的国内革命却改变了一切。

杭州起事后，蒋介石直接被委任为沪军的一名团长。之后，在广东军政府他开始了真正的军旅生涯。从1918年到1924年，他基本上处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粤军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往往不忘游山玩水，虽然如此，他还是一路从粤军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总参谋长，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有过诸多推诿，这倒并非是他不重视黄埔军校，而是因为在刚刚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只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这与他此前提出参与党务、政务的希望相去甚远。显然，孙中山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蒋介石随即请辞，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4000字的长信，以陈其美对其知遇之恩，暗责孙中山对其信之不专、知之不深、爱之不切，共事不和衷。即便孙中山托胡汉民、廖仲恺几次劝说，蒋介石都不予理睬。

其实，蒋介石深知黄埔军校对革命的意义。在最初追随孙中山时，他就提出训练军队的重要性，而他所经历的粤军内的派系斗争和排挤，让他对建立一支属于革命政府的武装更具热情。在赋予其筹办军校之职时，蒋介石曾感慨说：“以往只有革命党的奋斗而无革命军的奋斗，故革命总是婚于失败。开办军官学校，就是要为革命军的建立奠定始基。”所以，他最终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并因此得以开创他个人军事生涯的华彩乐章。

这支学生军是一支新型的军队，完全政治化，不属于任何个人，正因为如此，它的出现迅速取代了粤军在革命政府中的地位。在平定商团叛乱以及两次东征中，这支军队均扮演了主要角色。作为校长，蒋介石为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甚至要求整个军校都服从他的个人权威，他也借这支军队的战绩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

孙中山去世在国民党内引发的继承权之争，最终成为蒋介石独揽军权的一个机会。当时，急于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面临着自诩为国民党正统的胡汉民、掌握军权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以及与共产党、苏俄关系密切的廖仲恺的竞争。日渐上升的蒋介石，还有前景看好的黄埔系因此成了汪精卫的首要拉拢目标。而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许崇智成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上升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但以许崇智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军队中的根基，并非他能轻易撼动的，汪精卫的主动示好可谓恰到好处。

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很快发展成左右派的倾轧，结果廖仲恺被右派暗杀，而许崇智也牵扯其中。廖案调查中，汪精卫给蒋介石适时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命令他“全权处置粤局”。廖案之后，蒋介石成为广东军事实际的掌权者。

而后的第二次东征直捣陈炯明老巢，对蒋介石的意义绝非是锦上添花。《国民周报》曾记述了蒋介石统一广东凯旋后的盛况，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代表军事委员会作军事报告，“详述国民政府下之武力与临省兵力比较和攻守大计。报告毕，全场欢呼。有代表提议，全场起立向蒋同志致敬……”会上蒋介石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终于跨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这一切，都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以及那支学生军为他赢得的。

二大后，蒋介石不再担任第一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掌握监督各“军”大权。此时，距离蒋介石1911年率领百十人攻击浙江巡抚衙门只有15年。

自学成才的政治新手

1926年1月，广东政府改组之后，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大权于一身，国民党的继承权之争仿佛已尘埃落定。此刻，也许根本没有人能想到，最后胜出的居然是横空杀出的蒋介石。

蒋介石的成功，除了“**杆子”所起的作用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权谋。即便蒋介石一开始确不谙此道，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进步飞速的“新手”。

他生在一个政治斗争异常复杂的年代，要实现他的抱负不可能回避政治，不可能不讲手段、权谋。蒋介石日记也能佐证这一成长历程。早先，蒋介石常常提到道学所推崇的“诚信”，如他在1923年5月4日的日记中告诫自己：“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不过，从某一个时候开始，“诚”就极少见于他的日记了。这个转折点在日记中反映为1926年，更准确地说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

普遍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大阴谋”。内地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20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但从蒋介石日记以及众多当事人的事后回忆来看，“中山舰事件”是由国民党右派发动的，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是伪造的。

事发前，蒋介石刚刚与苏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以及军队改编等问题上发生争执。他在日记中描述事后的心情：“我待之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而后，广州又出现了反蒋传单，还有人谋刺他，这让蒋介石处于一种自危状态。他甚至因此提出辞职，而汪精卫先坚拒挽留后突然同意的态度转变，更加深了他的焦虑。中山舰事发当日，蒋介石原本是想躲往汕头的，只是在半路上觉得心有不甘，才返回广州镇压。在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曾去探望称病的汪精卫，就是认定了“中山舰事件”是汪精卫、苏俄针对他的一个阴谋。

然而，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出的“组合拳”，旋即充分展示了他阴谋家的天赋。他串通各军军长越过汪精卫直接采取行动，完全出乎汪精卫、共产党和苏俄的预料，汪精卫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和羞辱，于是托病远走他国。接着，蒋介石主持整理党务，通过了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迫使众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各权力机构。同时，他也下令逮捕了矫令的国民党右派，解散“孙文主义研究会”。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针对左派和共产党的行动，是他一直提倡的“纯洁国民党”的策略。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事件”不仅对于他个人，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关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升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虽然胡汉民很快回到广州，但好不容易从左派手中夺走的大权，蒋介石当然不会再交给右派，他没有给胡汉民安排任何职务，直到他悻悻离开。

在个人思想及处世方式上，“中山舰事件”对蒋的影响也极大。在这一年之前，他态度比较光明磊落，有话即说，也不计较后果，如果与同事意见不合，他也毫不恋栈，说得合则留下不合则去，可能立即回浙家居。即对“革命导师”孙中山，他也无忌惮。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恺的长信，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