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蒋介石等历史人物

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杨天石：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蛔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常常会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12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1919年，当毛主席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饥渴地阅读着那些后来深刻改变中国的“新思想”的时候，只比他大6岁的蒋介石已在广东军政府负责粤军第二支队。其时，蒋介石正在闹情绪，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擅离职守状态，游离于广州、上海、东京，还有他的老家浙江奉化之间。

尽管很受孙中山以及实力派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器重，蒋介石却不喜欢广州的气氛，他在日本所学在粤军内无处施展；也不喜欢陈炯明，觉得他迟早会叛变革命。蒋介石希望能稳定两广，然后北伐，不过孙中山并不重视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

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愿，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1919年的这一次仅仅是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令人咋舌。然而，他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作出修正。

他的思考显然有成效，于是，在过了而立年之后，蒋介石的性情常常表现出对自己的反动。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观察到这一点，他发现：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他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他革命，但对传统社会以及等级制度又有一种顽固的保守……这一切，或许都是他反思的心得。或许正是这样的反思成就了他，使得他此后的进进退退看起来像是有预谋的蛰伏。

亡羊补牢的浮浪子弟

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中，蒋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间。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以前的个人经历时，蒋介石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

荒淫确是实情，蒋介石好色，国民党的元老几乎无人不知。他从21岁起即出入上海的烟花柳巷，欠下不少风流债，甚至染上花柳病，失去了头发。1919年，他在上海时藏在戴季陶家，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一个青楼情人的纠缠。

色字一关，蒋介石苦苦挣扎了许多年。为了管住自己，他甚至逃到日本，最初的自制也算有些成效，但总有反复。1920年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加隐晦地记录下自己“又发痴情”或“途行顿起邪念”，语气中多有自责。不过，再后一两年，终于只是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动。近40岁之时，蒋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参加为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坦陈“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乖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1920年，蒋介石避难戴季陶家时，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度甚至想与戴季陶拼命。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有时，还会大打出手。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人力车夫那里受气，一时不忿，拔拳相向，不料反吃大亏。

凡此种种，蒋介石都知道是自己不对，事后也会自责，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如：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记积一次”；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但乖方终于未能根除，而一直伴随着蒋介石，如影随形。

蒋介石克制这些坏毛病的法门来自古人，尤其是道学著作。他喜欢读朱熹、读曾国藩、读胡林翼，借此检讨自己的言行。这个时期，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修身，践行道学一派所主张的“省、察、克、治”，其日记中有“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的记录。

比如蒋介石重戒贪寡欲。1920年时，蒋介石检点当年花费，发现竟至七八千之巨，于是自责“奢侈无度……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1年，蒋介石曾希望孙中山能为他报销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债务，但提出请求之前，蒋介石内心斗争激烈，日记中记载，“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

这种反省、修身对蒋介石的改造效果巨大。在与宋美龄婚后，除了时常仍难以控制他的脾气之外，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与其青年时代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廉洁、朴素方面尤为人称道。但在1927年前后，修身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却有不同，早年冀图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后，蒋地位已定，继续修身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

总体上，在修身养性方面，蒋介石对自己要求甚严，束缚颇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认为他“鲁钝”，树立了个人的威望，并由此渗入党政权力核心。但这可能低估了蒋介石。他还在1923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娇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