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它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以寻求新的落脚点这一战略问题，从而迈出了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危为安的第一步。

２０日，中央红军分两路挥戈西进，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方向的转变。

３１日，中央红军到达瓮安县的猴场。

鉴于中央红军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地区，为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１９３５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重申了他在黎平会议上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这样，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的改变问题，从湘南开始思考，通道会议进行酝酿，到黎平会议展开争论，再到猴场会议对黎平会议决定的重申和发展，才算正式解决了。

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在川西或川西北落脚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至６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７日，解放遵义，一下子把敌人“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从而使中央红军得到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比较长时间的休整。于是，毛主席、王稼祥等向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央在遵义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因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有关领导人在湘南及通道发生各种争论而由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黎平会议已放弃去湘西建设根据地的原定计划，而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所以，遵义会议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这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４０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逐步紧缩包围圈，在川黔边境地区“聚而歼之”。这样一来，使得中央红军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而摆在红军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摆脱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敌人重围。

根据敌情新的变化，遵义会议开幕的当天，刘伯承和聂荣臻即在会上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新建议。对于提这个新建议的前因后果，聂荣臻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后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决定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一结束，中央红军就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脱离敌人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分三路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伺机北渡长江。２０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２２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电告红四方面军，请他们予以配合，牵制敌人。

扎西会议决定在川滇黔边落脚

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派川军沿江布防，派黔军尾追不放，派滇军进行拦截。

面对发生了变化的敌情，２月３日，中革军委要求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结。这时，要求部队渡江已不可能。从５日至８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连续召开了会议（统称扎西会议）。其中７日的会议作出决定：“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我野战军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根据这个新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对遵义会议决议的有关内容作了修改。１６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详细解释了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向川西北发展的原因：由于敌人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军北进，更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力量，所以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

此后的一个多月，为摆脱敌人的夹击，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取得了在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胜利。接着，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资料由ytsheu提供

南渡乌江后决定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落脚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决定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为此，中央红军先是兵锋直指贵阳，逼迫滇军东调入黔，使得云南境内兵力空虚。接着，趁机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派主力以神速的动作来到金沙江南岸。而此时敌军的大部队还远距红军三天以上的路程。这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４月２９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布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认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决定“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根据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令，中央红军迅速推进到金沙江边，于５月３日至９日，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顺利渡过了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彻底摆脱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终于实现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北上的战略决定，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附近进行了休整。５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上，渡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

紧接着，中央红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６月１２日，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部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两军的会师，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制定的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

两河口会议决定北进在川陕甘落脚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正确分析形势，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是就地建立根据地徐图发展，还是继续北上寻找新的落脚点？这是回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