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游牧文化的记忆

发源于额尔古纳河的蒙古族，最早是草原上一些分散的部落。1206 年，蒙古乞颜部领袖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建立蒙古汗国，铁木真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东北亚大草原第一次出现了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蒙古族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戈万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版图一度扩展到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乎整个东亚，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蒙古人认天为父，认地为母，以狼为图腾，千年的历史沉淀，让他们在住所、饮食、服饰、器具、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非常多样和丰富的文化。而游牧生活，则是维系这种文化的核心。游牧生活的丧失，意味着这些文化也将随之消逝。

最初，阿音像抢救病人般地疯狂拍照。因为没钱，他就买最便宜的国产乐凯大盘胶卷，他觉得，自己所要做的摄影有年代性，记录是第一位的。这一时期，他的作品风格比较自由，用了各种手段和角度去表现牧民们的生活和劳动场面。

为深刻了解游牧文化，1999 年到2003 年这5 年里，阿音在拍摄大量彩色照片的同时，还用蒙古文写了关于游牧文化、习俗和地方志等文稿。这段时期的照片，阿音主要以大量的记录为主，并不多去考虑作品和整体性的问题。阿音刚到东旗就立刻有了紧迫感，因为当地的变化实在太块。他刚去时，牧民们还在使用木条和牛皮、毡子搭成的蒙古包，而没过多久，铁制的蒙古包就开始盛行了。再过几年，砖瓦房也多了起来。

2003 年起，阿音开始使用黑白胶片拍摄蒙古族人的肖像照。每拍摄一个家庭和人物，他都做细致的采访，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羊群的数量，面临的困境，内心的愿望……这些都成为图片的附加文字，与图片一起，记录也变得鲜活生动，有凭有据。

阿音曾这样记录一户游牧人家的春季搬迁：“清明一过，冰雪消融。娜仁其木格链好勒勒车，装备好全部家当，迁往春营地。游牧搬迁时，最早走的是羊倌，凌晨3 点，就要赶着不肯挪窝的羊群上路。6 点钟，三四个人动手拆蒙古包，快的约需20 分钟，慢的顶多1个小时。7点钟，由7 至10 辆勒勒车组成的车队，就排成一列，浩浩荡荡出发了。”

与此同时，阿音又特别关注游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牧民遇到的问题和困境，以及其中发生的故事。比如，定居的蒙古人不会盖房子，只好高价聘请汉人泥瓦匠来帮忙。阿音说起色吉德玛家，这户人家2006 年投资13 万多元，盖了4 间砖瓦结构的住房，像汉人一样过起了农耕定居的小城镇生活。乌珠穆沁牧民祖祖辈辈过惯了游牧生活，不会做农活，盖房子、搭畜棚、打井、拉网围栏、种草，样样都得雇专人来帮忙。

阿音拍下这家人简陋的羊圈，约100 平方米，1 人多高的围墙，内墙泥皮裸露，粗糙极了。但即使如此简易的小工程，牧民娜布其一家也没法自己动手，只好重金请人代劳。

阿音介绍说：“在社会诚信体系还没有健全的时期，牧民盲目雇人干活赔了很多钱。比如盖房子时，如果自己拉回水泥、砖后，再找人盖8.5 米跨度的3 间砖瓦房，才花2 万多元。但当地牧民不会这样谋算，他们毫不犹豫地以3至3.5 万元的价格把材料采购和建房的事情都包给包工头。包工头为了赚钱，偷工减料的事情屡见不鲜。牧民们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猫腻，更不懂得签合同来保证质量，上了当也不知道该找哪个衙门来维护自己权利。 ”

类似的故事阿音可以一直讲下去。《 国家地理》杂志著名摄影师、法国人雷扎这样品评阿音的作品：“通过和某些人生活的近距离接触，我们可以很容易和这些人不断演变中的生活、日常作息习惯和文化建立一种关系。透过阿音书中每一张照片和每一句话，都可以感受到他与他展现的中国游牧蒙古人之间发生的深厚的关系。这就使他的作品和这次摄影计划格外与众不同。”

“他是草原上的一匹狼”

摄影评论人、策展人那日松曾在今年大理摄影节上策划了一场《故乡的路——7位少数民族摄影师作品联展》，阿音的作品也在其中。1992 年，那日松还在《大众摄影》任编辑时就认识阿音了。那时，阿音还没有改名字，是一个连汉语都说不太清楚的蒙族小伙子，“那时他是草原上的一朵花，现在他是草原上的一匹狼”。

2007 年夏天，那日松和几个朋友到锡林郭勒草原，在东乌珠穆沁旗和阿音一起拍摄那达慕大会。他们住在游牧牧民留下的蒙古包里，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然而，当看到采矿的车队开进草原，掀起的滚滚灰烟时，阿音一边拍照，一边痛苦地嘶吼：“草原毁了! 乌珠穆沁毁了! ”

阿音无奈地看到，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而牧群扩大的同时，草原不堪重负，迅速退化。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原本丰饶的草原开始退化。因为放牧规模不断扩大，牧民们不得不把骑马放牧变成了骑摩托车放牧，勒勒车被汽车代替。草原退化，牲畜缺少食物，牧民们在冬季到来时只好从外地购买牧草。工业化已经来临，采矿石、建工厂，机械化农业进驻草原，游牧人开始定牧定居。更糟糕的是，新一代蒙古人不愿回到草原生活，而是选择在城里定居。

2007 年到2008 年，阿音经历了搬到东旗以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从2005 年起，他每年的投入都在10 万元以上，最主要的开支来自胶片和他那辆破吉普车的油费。为了拍照，他影楼的生意几乎完全停滞，而他又不愿意随便将作品找人代理出售。

正是这两年里，阿音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和联合国总部等多处展览，他本人也频频在国内外获奖，奖项包括国内的全国影展金牌、全国人像摄影十杰、金像奖、中国十大摄影人物，以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所有之路”摄影奖等。

2009 年6 月，阿音的作品在北京的一家画廊展出，这是他十年工作的一次梳理和总结。随展览出版的一本画册文献《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国游牧蒙古人》，不但包括了从20 万张底片中选出的100 幅作品，还配有4 万字有关游牧文化的背景介绍。阿音展览的策展人、摄影家姜健认为，这本书真实记载了游牧民族发展史，其文献性和记录性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艺术性。

那日松认为，阿音称得上中国摄影界少数几个“天才”摄影家之一。十几年时间，流浪在苍茫的内蒙古草原，自学成才，先为了生存而挣扎，恍然大悟后，又迅速地找到最接近成功的道路。

“少数民族摄影师有很多，但能真正认真拍摄自己民族的却不多，大都浮于表面，”那日松说，“ 中国有55 个少数民族，如果每个少数民族中都能找到这样的摄影师，将是一件非常让人振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