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的求援信是谁送到北京呈给毛泽东的？

插播：跨过鸭绿江：中国作出“抗美援朝”重大历史性决策始末

在1999年笔者出版《巨人的较量》一书前，涉及到这个事的几乎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说是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到北京，将求援信交毛泽东。笔者在《巨人的较量》一书第二章第二个问题中，正面交代纠正了上述说法。书中交代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禹，持金日成、朴宪永10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前往北京。10月3日，朴一禹将这封求援信当面呈递毛泽东。”在笔者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中的交代与此基本相同。笔者之所以这样写，是看到过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求援信原件复印件上，有周恩来亲笔所注：“一九五○年十月三日朴一禹面呈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80页上，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关于朴一禹来京事给倪志亮的电报》也能证明这一事实（倪志亮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这个电报指出：“估计张一杜同志二号夜可抵沈，三号当派飞机接来北京。”电报里说的张一杜就是朴一禹。

抗美援朝使用“志愿军”的名义是因黄炎培的建议确定的吗？

有的著述说，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定的名称是“支援军”，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之前（有的说是作出出兵决策后），毛泽东主席征求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听取了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建议后，才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当然，毛泽东可能征求过民主人士的意见，黄炎培也可能提出过此种建议。但出兵抗美援朝采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绝不是作出出兵决策前或之后由于黄炎培的建议才确定的。

1950年７月７日，鉴于美国大规模武装侵略朝鲜，将会威胁中国东北的安全，周恩来副主席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主持召开研究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第一次国防会议。会后，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各组织整理了一份内容相同的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周恩来组织整理的报告在后勤准备一项中明确指出，必要时边防军将来一旦赴朝参战，“部队均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笔者看到的这个报告是打印件）；聂荣臻组织整理的报告在边防军指挥机构一项中，使用的是“支援军”一词，在后勤准备一项中说部队一旦赴朝作战时“改穿朝鲜军装”。

此前，7月2日，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中国准备在东北集结3个军，以便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斯大林于7月5日通过罗申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这里就使用了“志愿军”的名称。

８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朝鲜局势时，毛泽东主席曾说，对于朝鲜，我们是要帮助的，要以志愿军的形式进行帮助。

8月13日，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在边防军军事会议的报告中，讲到边防军将来可能到朝鲜作战时说：“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作者看到的这个报告是原件复印件）

9月以后，在边防军部队中已陆续公开进行了可能到朝鲜作战的动员，“志愿军”一词不但出现在各军师团办的小报上，而且出现在许多连队的墙报上。

此外，10月1日斯大林在接到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的求援信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毛泽东或周恩来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动军队援助朝鲜，并说“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这里用了“志愿者”。10月2日，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正文第一句就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部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而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开会研究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尚未研究，毛泽东恐不会就这个问题去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据此看来，赴朝鲜作战时使用“志愿军”的名称，至少是在7月7日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国防会议上就是明确的，7月7日讨论组建边防军，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战略上未雨绸缪的准备，还不是决策出兵，因此，毛泽东这时更不会去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至于聂荣臻在７月７日报告中使用“支援军”一词，可能是对“志愿军”一词的音同字误，并且这个报告是中央军委作战部整理的。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也是中央军委作战部起草的。有的著述说的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建议，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就是指这份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