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好学勤思，博古通今。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是须“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几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觉得“乔木是个人才”，所以点名调胡乔木当了秘书。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理论著作和文献。

由于胡乔木的埋头苦学，使他具有了深厚的理论功底。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胡乔木文字能力出色，逐渐成了“中共中央一支笔”、“ 中共中央大手笔”。

陈伯达之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吸引了毛泽东。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争论，陈伯达的发言较好地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伯达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看后，颇为赞赏。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深的中文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田家英调来当了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又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便正式选调田家英做了自己的秘书。

毛泽东喜欢吟诗作赋、泼墨挥毫、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员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秘书受他的熏陶，也都被培养出广泛的兴趣爱好。20世纪60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而离开毛泽东多年，在休养期间，他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习作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对诗词的浓厚兴趣，故而忙中偷闲，对胡乔木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来往不断。胡乔木曾说：“《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这件事，还引起江青的不悦：“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爱好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伯达曾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20世纪30年代，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一口气写下《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对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一读了好书，便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填平了他们之间年龄的沟壑。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了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常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

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了，他的四位秘书也早已作古，而毛泽东发现和挑选秘书的过程也成为让人难忘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