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将所有的宝贵资源都垄断在大城市，要控制人口涌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均衡，而不是“参照国际经验”将大城市搞成需要签证准入的国中之国
一个农村人只要有个落脚点，甚至还没有落脚点，都可以往北上广等大城市跑，导致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反而来了一大堆。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但一个人到城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应该寻找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包括文化程度考试、法律知识考试、工作能力考核等等——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文国玮的高论(据10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
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曾建议北京实行 “人口准入制”，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现在，又有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建议实行考试审核制度和工作许可制度，将“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拒之城外。这些教授到底都是知识分子，很“理性”地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有用的进来，没用的出去;如果他们的研究能在娘胎里就预见某个人的未来，他们一定还会很“理性”地拒绝某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需要来”、“没有能力来”。
毋庸讳言，人口准入制也好，考试审核制也罢，都是一种人口流动管理上的计划经济。且不说这与市场经济是否完全相悖;只一点，就特别令人好奇：这些专家教授凭什么自认有足够的能力，依据一套他们自己制定的 “科学的途径”，就能准确地将人分为“有用”和“没用”两种，“高素质”和“低素质”两类?人之所以高贵为人，就在于他不可以被当做动物归类为三六九等，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如此怪异的精英自负和如此蛮横的分人逻辑，难道是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做的事吗?
那些在大街小巷卖早点、扫马路、送快递、搞建筑的，教授们没有任何资格歧视他们;他们到北京来又不是吃了政府的救济或者得了精英的帮助，教授们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所谓考试审核，岂不是要“复辟”收容遣送制度，撵走所有“不需要来”、“没有能力来”的人?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真亏教授们说得出口，还要“参照国际经验”，搞对外国人才用的“工作许可制度”，在教授眼里，难道外地人都是“外国人”?
如果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可以通过考试审核的方式变相剥夺，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有北京户口的人是否也应定期通过考试审核 “末位淘汰”?如果“一个人到城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那么一个教授要发言，是否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教授可以剥夺别人进京的权利，公众是否也可剥夺教授发言的资格，或者任何其他权利?
这当然不是“以人为本”，甚至都不是“以城为本”，而只是“以权为本”。一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一个人适合怎样的城市，充分自由的双向选择和市场竞争，自会发挥作用，用不着教授们自负地设置“有形之手”。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将所有的宝贵资源都垄断在大城市，要控制人口涌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均衡，而不是“参照国际经验”将大城市搞成需要签证准入的国中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