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政治文明发展到新阶段、新高度的产物和表征

上面所举的，只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但这却是中国史学界近些年来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的工作取得进步的一个缩影；而仅仅是这个缩影，便能使人产生一种天翻地覆、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仅是中国史学界、思想界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是中国人民的进步。它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新高度的产物和重要表征。

何以会取得这样的进步？揆诸原因，总结经验，我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放了思想，抛弃了“左”的一套，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恢复实事求是，也就是恢复唯物主义，恢复辩证法。唯心主义不承认事实，歪曲事实，形而上学只承认一部分事实，片面性。“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说哪个人物需要歌颂，就绝对地肯定，不许说有丝毫缺点错误，谁要说有，便被认为居心叵测，大不敬。遥想三四十年前，多少人因提出“毛主席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而遭横祸。反之，若是说某个人物需要批判、鞭挞，便对其绝对否定，直骂个狗血喷头。例如对林彪，他如日中天时，便把他说成是个无往不胜的军神，摔死后又说他根本不会打仗，“文革”中，把他说成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又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林会师，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不承认了，改成了见习排长。诸如此类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荒唐做法，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形而上学总是非此即彼，要么绝对这样，要么绝对那样。也正像严肃史家所批评的那样: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学界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轨道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逐渐成为主流，陈云同志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鲁迅那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名言，成为众多史学家的座右铭。史学界评人论人，更加唯物和辩证:承认人的复杂性、多面性，承认人是发展着、变化着的。总之，指导思想的转变，是中国史学界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取得长足进步的最根本的原因。

其二，在恢复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同时，发扬了中国历史学固有的“实录”传统。班固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按照这种“实录”传统写史，实质也就是会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细检许多史学家所写的以“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为宗旨的论文，常可见到他们引用班固的话，这说明，中国历史学固有的“实录”传统得到了发扬。同时，古代良史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风骨胆气，也鼓舞着当代史学家。“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所歌颂的良史节操，越来越被当代史学家所推崇和效法。

其三，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民主科学、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普及，“双百”方针的贯彻，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往昔不曾有过的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成见与偏激逐渐被科学和理性所取代，帽子棍子逐渐被理解和宽容所取代。从古以来，史学家能否直笔写史，除了他们个人品质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唐人刘知己在《史通》中谈到“直书”问题时，曾引用一首汉代民谣来说明直笔写史的不易，即“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文革”时期的史学界便是如此。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从宏观上说，现在已经没有了，史学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落实“研究无禁区”的方针，自由地探索历史真相了。国家对于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又促进了历史档案及各种学术资料的开放，为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四，黄克诚、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敢于突破历史禁区和思想禁区，敢于讲真话，起到了很强的表率作用和引领作用。若干年前，在全面否定林彪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黄克诚将军敢于一分为二地评价林彪，给了中国史学界深刻的教育，树立了“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的典范。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初稿中，林彪的形象是写得很糟糕的，黄老对编纂人员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待的。”“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他又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黄老的这些话，在当时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因而有些人批评黄老，但黄老说的是真相，讲的是真理，所以最终为人们所接受。

萧克将军也是表率。他特别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在研究中共党史问题上，他特别提出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在公正评价陈独秀和林彪的问题上，他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陈独秀，他说，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和创党有功的人物，即便后来犯了右倾错误，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黄、萧两位老将军所发表的意见，既有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有具体的人物分析，归结起来，核心观点就是: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科学公正的态度。

其五，我党对于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有力地促进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就告诉我们，凡是包括在这当中的人物，不论是何党何派何阶级，都应该给予肯定。例如，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军将士，都应属于人民英雄的范畴。对于国民党的抗战功绩，我党给予了充分肯定，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就改变了以往常说的“国民党不抗日，只反共”，“只奉行逃跑主义”的提法。对于那些在抗战中有功，但后来在内战中与我军对垒的国民党军人，即使是战犯，我党也肯定了他们的抗战功绩。例如，在战犯改造中，那些在抗战中有功的内战战犯，都能体会到我党并不抹杀他们的抗战历史，所否定的只是他们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行。毛主席关于党史人物和民国史人物的一些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言论，也有力地促进了公正评价这些人物。如他说修党史时要写上陈独秀的功劳，促进了公正评价陈独秀；对于胡适，他曾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又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主席的特殊地位，使这些话发生了特殊作用，实际上是打下了一分为二评价陈、胡的基础。

其六，中国人民成熟起来了，更加清醒和理智。这首先表现在懂得了历史和人的复杂性，不再像“文革”时那样幼稚和冲动，只会把人分成这个司令部和那个司令部，分成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还特别表现在更加能够承受历史真相。列宁有句名言: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确是如此。比如，林彪在“文革”中造成了那么多人的痛苦，受害者从感情上来说，大概最愿意听的是“林彪不死，天理不容”，而不大愿意提及或正视林彪在历史上的功绩。蒋介石也是一样，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人们在心理上对他的定位就是“人民公敌”，而不愿提及他在北伐和抗战时的功绩。这些，无疑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一种正常、正义的情感。但是，现在中国人民不仅仅讲情感——痛恨蒋介石和林彪的罪孽，更讲理智——承认历史的真相，认可他们曾经有过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成熟的、理智的民族，不仅应当直面事实，不欺不瞒，而且应当具有高度的科学判断力和调适自己情感心态的能力，只有这样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其七，对于历史人物的所谓翻案问题，人们越来越能够科学、理性地看待，越来越懂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的话——“原则不是出发点，只有客观存在的历史才是出发点，应该是原则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是真理。若干年前，若是某位先生给某个历史人物翻案或是说些好话，那么人们大多并不是细致地考察一下这种翻案是否有理，而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拂逆之举，是离经叛道。随着实事求是慧念的普及，人们逐渐明白，对所谓翻案问题要做具体分析。翻案，有的该翻，有的不该翻，有的需要整体的翻(如平反冤假错案)，有的需要在某些问题上翻。例如，曹操该翻，秦桧不该翻，陈独秀的所谓“汉奸”问题该翻，右倾问题则该部分地翻——不该说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应说是“右倾错误”。总之，是否该翻，翻到什么程度，都要从事实出发，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用证据说话，不能唯上、唯权势，不能搞形形色色的“凡是”。一句话，在“翻案”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最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