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执掌军事大权、又犯过极大错误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的记述，长征途中，他们的确遇到过红二十五军的联络人员。他说，1935年中央红军“将近九月底到达岷县一带……我们在岷县遇到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他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甘肃和陕西的形势”。由于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这件事对长征决策今后行动方针非常重要，中央还专门为此“在岷县再一次举行会议——一种军事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还有彭德怀，可能还有红二十五军的一个代表”。当然，这次会议李德也参加了。

从上述李德的回忆可以得知：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的确在甘肃岷县一带遇到过红二十五军迎候中央的联络人员，并从他们那里获悉许多关于陕甘苏区和红二十五军的情况。当然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李德对于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更准确地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叙述得还不太清楚。“将近九月底”和“在岷县一带”这样的语汇，在我们的讨论中还显得很含糊。但从与此相关的资料和回忆文章都没有提到在哈达铺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和红二十五军已去陕北的情况来分析，中央红军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应该在离开哈达铺和到达榜罗镇之前的某个地方。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遇见了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中央领导人了解到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有关情况和红二十五军已去陕北并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等情况，所以在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才有可能作出落脚陕北的重要决定。

如果说李德的回忆还不能完全说明中央红军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那么另外一些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就显得很重要了。其一，戴镜元回忆，1935年10月10日，“到了三岔，一个渴望已久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刘志丹派人送信给主席和带路来了。”其二，陈昌奉回忆，10月的“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回顾长征》）。这里，戴、陈二人所说的“陕北刘志丹”，不应看做刘志丹本人，而应看成与红二十五军汇合后的陕北红军，因为此时刘志丹正被审查。这两段回忆材料，说的虽是榜罗镇会议十多天后陕北方面派人给毛主席同志送信和带路的情况，没有提到先前双方之间的联系，但我们可以从推测中得出红二十五军人员确实已与中央有了联络的结论。第一，假若陕北方面或者红二十五军事先没有派人与中央联系，那又怎么可能突然出现给毛主席送信和带路的事情呢？换句话说，只有双方事先已经有了联系，陕北方面才能明确派人前来给毛主席送信和带路。第二，三岔、环县在甘东北，不在陕北。尤其是三岔靠近宁夏，如果事先没有联系，陕北方面或红二十五军就不会知道中央红军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来陕北，也就不可能大老远派人来，直接说给毛主席送信和带路。第三，根据红一方面军长征沿途经过的里程（《红一方面军长征记》）记载，如果9月下旬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在哈达铺之后的某个地方遇见中央红军，到10月上旬中央红军在三岔、环县再次遇见陕北方面派人来给毛主席送信和带路，那么可以认为这之间的十多天时间和一千多里路程，恰好就是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遇见中央红军、然后返回陕北报告中央红军的消息以及陕北重又派人给毛主席送信和带路往返所需要的时间和路程。因此，这些旁证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在榜罗镇会议前，中央红军的确遇见过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而正是因为遇见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中央更详尽地获悉了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所以才能于9月27日的榜罗镇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策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关于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1）央红军决策长征落脚陕北，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通常所说的“国民党报纸”报道陕北的消息，而是红二十五军联络人员直接提供给中央的消息。

作者：丁长清（来源：光明日报）资料由塞上风提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还有多少人?

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的时候10万人，到达陕北的时候剩1万人，多数人都牺牲在路上；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更多了。后来毛主席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三句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参加长征的各路共军人数变化

一方面军，出发时86000人，到陕北时，1，3军团加中央军委共7000人，与15军团会师后有14000人，其5，9军团中途分别加入四，二方面军。

二方面军，出发时17500人，与9军团会师后共13000人，长征结束时还有8500人。

四方面军，出发时100000人，长征结束时还有35000人，其中包括5军团的4000人。

25军，出发时2900人，到陕北时有3400人。

1971年8月至9月,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曾经说过:“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

只有几千人的疲惫之师.如果不到陕北,与红15军团会合.壮大力量.还能经得起消耗吗?

长征究竟向哪里走——红军六选落脚点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了6次变化，最终定在了陕北。每一次变化，都是中共中央根据客观情况的改变做出的战略调整。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准备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蒋介石很快判明红军意图，沿途布下重兵围追堵截。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伤亡巨大，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如继续北上湘西，很可能全军覆没。何去何从？党和红军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

关键时刻，毛主席力主红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打破敌人张网以待的企图。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对战略方针的第一次重大调整，避免了党和红军的覆灭危险。

1935年1月中旬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再次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主席等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40万敌军的包围圈。随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同时鉴于川西和川西北的地理、经济、人文等因素不利于红军建立根据地等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在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但是，张国焘坚持南下，阻挠北上，致使红军在川西滞留近3个月，失去了迅速北上的宝贵时机，川陕甘战略计划未能实现。9月上旬，在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被迫率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原中央红军第1、第3军团)继续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率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俄界。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鉴于张国焘造成红军分裂的客观现实，会议提出，继续北上，以游击战争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尔后再向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