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米芾所书《研山铭》（局部）

为什么对米芾的字会有“无规矩”的批评呢？这和米芾的楷书水平太差有着密切的联系。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的楷书水平都相当高，所以尽管他们的行书也时有倚侧之势，或飞动，或雄浑，却总体不失端庄之气。过分夸大楷书的“基础意义”是错误的，但比这更加错误的是无视楷书的基础意义。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按照苏轼的理论去推敲，米芾的行草之所以“放荡无规矩”，正是由于没有楷书的约束。

插播：颜真卿《勤礼碑》09，琅琊臨沂人

米芾的楷书水平较差，与他对楷书的学习态度有关系。他初学颜真卿，而后又厌恶颜真卿，转学柳公权，而后又厌恶柳公权，转学欧阳询，紧接着再一次否定欧阳询，改学褚遂良……这种心理颇值得探讨，凡是学过书法的人都应该知道，学某家的书法，往往学之愈深，愈加上瘾，愈能感受到某家之无穷妙趣。凡频频转益别师，而且还否定批驳诋毁前学诸家以致“数典忘祖”者，大抵只有一种情况——总也学不好某家，气急败坏故而转益别师。就米芾放荡不羁，争强好胜的性格和一味求“势”的书法喜好，完全无法想象他学欧字的情形。

转益多师并不代表“取诸家之长”，况且在我看来，“取诸家之长”在艺术上往往是个伪命题——虎之尾苍劲，麋之角优雅，鹤之翼轻捷，象之自圆健——但设若有一种动物长着老虎的尾巴，麋鹿的角，仙鹤的翅膀，大象的鼻子——那真是不伦不类，不三不四，其丑无比。

至于说米芾的“骄淫”之病，亦有根据——说到字的“骄淫”，我们不得不提到宋朝的另一位书法家——奸臣蔡京。如果说秦桧从某种意义上是背黑锅的“所谓”奸臣，那么蔡京这个奸臣绝对是半点也不冤枉。蔡京的字也极其精到，然而看起来又有些飞扬跋扈，但是，米芾恰恰极其欣赏蔡京的字，甚至认为蔡京的字是当朝第一。物以类聚，书亦如此。米芾的人格缺陷，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今天经常说“巧取豪夺”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最开始就是形容米芾的行径的。米芾经常用伪造，调包，威胁等手段窃夺前朝珍贵的文物，他曾因此被告到官府。

米芾性格的畸形与他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有关。米芾的母亲是皇太后身边的侍女，这是一个特殊的身份，一方面，这与皇家沾点边，尊贵，高傲，甚至时而的目空一切都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太后身边的宫女也终究只是宫女，尽管这种便利能够让他自由出入于皇家宫苑，但在古代封建社会尤其是唐宋“身份制”的影响下，米芾也深谙此理。他一方面与诸如奸臣蔡京之类的官宦名流交往甚密，十分渴望洗清身份进入贵族阶层，但又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所以米芾这一生，某种意义上是“高傲地活在自卑里”，他的许多怪异的行为和言论，都与他特殊的心理状态密不可分。

奸臣蔡京所书《跋雪江归棹图》，骄猛飞逸，沉着痛快，锋芒奕奕，精到之极。

蔡京的哥哥蔡襄是一个忠厚温和，品格高尚的人。兄弟两人在品格与性情上的巨大差异在书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观蔡襄字犹如“春风拂面”，苏轼力推蔡襄，认为他的字是“本朝第一”。图为蔡襄书《澄心堂帖》（左），《大研帖》（右）

宋高宗赵构《翰墨志》：“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而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对米芾的评价可以说是较为客观的。（赵，黄二人对米芾草书评价不甚一致，应该说，米芾的草书并不低，但由于其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尽管米芾的行书客观上是优秀的，但学米字应当以谨慎为佳。如果说学颜体字的朋友容易忽视颜体字笔法中“绵里裹铁，外柔内刚”的特点，且不细心体会颜体字的体势特点，肤浅而错误地把颜体的宽博雄浑理解为笔画粗细问题，从而让字变成庸俗肥硕的“墨猪”，那么学米字的朋友往往由于过分强调米芾行书特殊的趯（tì）法（即挑钩）和弩法，从而把米字“妖魔化”。要知道，尽管米字倚侧的体势与扭动的笔法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美，但由此带来的“骄淫无规矩”之弊病也是事实，若在临习米字时过分强调这些“本来已经足够夸张的表情”，难免让字显得“张牙舞爪，歪瓜裂枣”。

另外，也正是由于米字的上述特点，熊某建议初学行书莫以米字为蓝本，要知道，从守规矩到放荡不羁相对容易，从放荡回到平正中和就难了。大概也是如此，米芾楷书那浮夸惊悚的扭动与挣扎恰似想要挣脱枷锁的野兽。

而至于米芾的书论，堪称“史上最不靠谱”书论，即使有那么一两句正确的话，也有诸如苏轼在内的人比他更早，更精辟，更全面地提出。乾隆对米芾的一句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爱其字，然恶其论”。

文字/编辑/制作：熊 《空蝉》2015第 6 期 总第 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