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家寨：何为革家，何为苗？

革家人目前约有5 万，主要聚居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重兴乡一带。革家人自称“革摩”，其民族属性尚待识别。最初进行民族识别时，是把革家人归为苗族的，但革家人自己不赞成，在习俗上，他们也确实与苗、侗、彝等族皆不同，自成一脉，似乎保留了更多远古风俗。

插播：黔东南的七月 阿幼朵

我们去的是距黔东南州首府凯里21 公里的龙场镇麻塘革家寨。这个“革”字，其实还应该有一个单人旁，但是字库里没有，大多时候只好从简了。革家寨住着400 余人，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相传，他们的祖先是著名的后羿，因此革家人的神龛至今还供奉着象征后羿射日的弓箭，革家人的墓碑上也刻有太阳图。革家妇女的盛装，是马鞍式的贯首披肩，如同古代的铠甲。盛装裙子以下的部分一律打着绑腿，与服饰、袖筒刺绣、腰带的颜色一致，都是红黄色，俨然有“木兰从军”之风。

革家妇女以蜡染出名，制作技术高超，花纹有的精美别致，有的粗犷古朴。我此行唯一带回的纪念品，就是在革家寨买的两块风格古拙的蜡染，其中一块似乎是从以前的围裙上拆下来的，还带有彩色镶边，洗得有些发白了，非常亲切。

然而，尽管民俗专家或许能头头是道地讲出革家人和苗族在风俗习惯上的种种差别，他们自己似乎也很在乎这种区别，但从进寨的拦门酒开始，芦笙舞、板凳舞、情歌，乃至在广场上摆摊出售的蜡染、银饰、刺绣等，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实在与其他苗寨类似的风物很难区分，何况苗族本身还有红苗、花苗、青苗、白苗等上百个支系。这使我想起来贵州前不久读到的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的相关论述：“溯源研究者假设民族是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血统、语言、文化的人群。人们能够观察到这些客观的人群区分，因此古人所谓的胡、戎、羌，或近人所谓的藏缅、苗瑶、氐羌等‘民族’都是客观存在的‘民族’。但站在边缘研究的角度，我认为脱离主观认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民族。因此所谓藏缅民族、苗瑶民族或氐羌民族……长期生活在此概念所造成的社会现实中，这些人群范畴才可能成为人们主观认同上的族群。”

在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博物馆中，我看到如今比较“权威”的对苗族及其历史的描述。比如蚩尤与炎黄的大战（蚩尤被认为是苗族的远祖），比如苗族的5次大迁徙，等等。有意思的是，表现蚩尤炎黄大战的大幅绘画上，蚩尤并非原始野蛮的装束，而是穿着很“汉化”的服装，由此多少可见王明珂所谓“优势群体或国家之族群分类概念”对于苗族的自我认同所起的作用。

“苗”、“三苗”、“荆蛮”之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关于苗族5 次大迁徙的传说，很大程度上便是要为“苗族自古以来是一个民族”的观点提供依据，而正如王明珂指出的：“历史学者在以族名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群之后，地理分布上的差异则当作是民族迁徙的结果。这一点亦值得商榷。人类的确因政治或经济生态因素，经常作长程的、大规模的迁徙。但是许多研究显示，迁徙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的改变，是导致个人或群体认同变迁的主要因素，也是新族群形成的温床……许多历史学家在重建一个民族迁移史时，他们忽略了有多少人离开这群体开始宣称新的认同，或有多少外人加入这群体宣称是此群体成员。他们也忽略，在不同时代人群中，或因迁徙而生活在不同族群体系的人群中，同一族名所涵括的与排除的人群也可能大不相同。”（《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明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4 月出版）

历史上的“苗”是一个相对于“汉”、边缘模糊的人群概念；现代的“苗族”，则很大程度上是建国后经民族甄别才确定、固定下来的，这个大概念涵盖了太多不同的族群，而这些族群原先未必自我认同为同一个“民族”。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汉人很难区分革家人与苗族，而从革家人自身的角度，又断然否认自己是苗族。

镇远：汉文化的桥头堡

镇远古城与以上这些苗寨不同，它是历代“边疆重镇”，换句话说，它可以让你从另一个视角，从汉族在西南扩张疆域、屯垦戍边的角度，来看待今日的苗、彝、侗等族。

据传早在远古时代，蚩尤的后裔就在这里建立了罗施国。不过自秦昭王三十年在这里置县，镇远就成为中原帝国在西南边陲的据点，所谓“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从秦汉至清末民初，这里一直是西通滇黔、远至印度等东南亚机家的重要驿站，“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就如同出敦煌便是西域“胡”地，出镇远，则即刻要面对苗、蛮、夷。也如同敦煌作为帝国边塞长期为回鹘、吐蕃、西夏、蒙古等所占据，镇远同样在宋、元以前“虽有州、县，但地属蕃部，仅以名号相羁縻”。在镇远博物馆，我读到这段文字说明：“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因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抚使田深两土司时常发生战争，朝廷借口解决二田争端，令镇远侯顾成率军五万经镇远平息思南、思州战乱。平息思南之乱后便将思南宣慰司所辖的17 处长官司分设思南、同仁、乌罗、镇远四府，而于贵州设承宣布政司，即行省，以总八府，蒋廷瓒为第一任布政使。从而结束川、滇、楚三省分治贵州的历史。”

在明永乐以前，整个贵州基本上是“化外之地”，间或有一些军屯边城。随着贵州建省，黔西北、黔东北相继改土归流，逐渐成为帝国“旧疆”，而黔东南作为难以驾驭的百苗之地，此后很久依然属于“化外”，被称作“新疆”（详见《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温春来著，三联书店2008 年6 月出版）。介于“旧疆”与“新疆”之间的镇远，自然饱受帝国扩张的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从高处俯瞰镇远，舞阳河呈S 形穿城而过，形成“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风水奇观，以及类似太极图的城市布局。作为军事重镇，镇远既是防御“苗蛮”的要塞，也是中原文化输出的桥头堡。或许正是由于时刻面对“苗蛮”的威胁，其反作用便是中原的文化因素被强调到极致，比起真正的中原城镇有过之而无不及。太极布局、儒道释一体的庙宇群青龙洞、古老的深宅大院和幽深的古巷道、众多的古渡码头、为表示对皇帝的忠心而建的祝圣桥……在在都以几乎“原教旨”的方式，标榜着当年中原文化在镇远古城，相对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优势地位。

很感谢春秋航空和黔东南州的旅游部门给予这次机会，让我得以比较贴近地观察和思考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生存状况。当然，此行也不是没有遗憾，那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苗、侗、土家、布衣等族的寨子，以及古城、屯堡等“人文”景观去得还不够多，被部分自然景观分散了行程。既然来到了少数民族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还是要多多体会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吧。不过这遗憾，反过来也成了我再来这里跋山涉水的动力。同行的陈村有句话很让人感慨：“我相信这块土地的旅游会热起来，那时什么都可能有，但清静不再。”所以要赶紧去，去更多的地方。